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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的纽带,书法文化

文章作者:人文风俗 上传时间:2019-06-28

书法教室一派古风

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交流通过汉字的传播,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可以看到在日本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两国较早建立交流关系的实证。西晋太康年间的百济人王仁,他带着《论语》和《千字文》去到了日本,开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真正书法艺术的交流,应该是在隋唐时代,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仅带回去书法,而且把中国文化带到日本,尤其在盛唐时代,也就是日本圣武天皇的天平文化兴盛期。中国国内崇尚流行王羲之书法,来中国学习的僧人、遣唐使们也将“二王”书风带到了日本,日本掀起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我注意到,按照历史记载,日本最早的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将“羲之”二字,读作“手师”,说明是书法老师了。在平安时代,日本书法史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三笔三迹”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与后来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笔三迹”均宗王羲之书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开始,日本已经按照从中国带来的文化和书法艺术,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生活习性进行改良,整理研究后确立了假名文字和假名书法,开日本书法之先河。宋元时期,黄庭坚的书法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此时日本文化审美从秀美转向刚健、豪放。

书法文化: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的纽带

时间:2018年01月2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言恭达(中国) 杭迫柏树(日本)

书法文化: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的纽带

——中日书法艺术家京都对话录

  日前,在日本京都举办“仁泽无疆——中日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期间,中国书协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言恭达与日本全国美展常务理事、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杭迫柏树进行了书法文化上的交流对话。

  书法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历史

  言恭达(以下简称言):非常高兴,在日本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和杭迫柏树先生来进行书艺对话交流。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从书法艺术本体精神高度,从历史与当前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来看待中日两国关系,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交流通过汉字的传播,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可以看到在日本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两国较早建立交流关系的实证。西晋太康年间的百济人王仁,他带着《论语》和《千字文》去到了日本,开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真正书法艺术的交流,应该是在隋唐时代,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仅带回去书法,而且把中国文化带到日本,尤其在盛唐时代,也就是日本圣武天皇的天平文化兴盛期。中国国内崇尚流行王羲之书法,来中国学习的僧人、遣唐使们也将“二王”书风带到了日本,日本掀起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我注意到,按照历史记载,日本最早的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将“羲之”二字,读作“手师”,说明是书法老师了。在平安时代,日本书法史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三笔三迹”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与后来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笔三迹”均宗王羲之书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开始,日本已经按照从中国带来的文化和书法艺术,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生活习性进行改良,整理研究后确立了假名文字和假名书法,开日本书法之先河。宋元时期,黄庭坚的书法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此时日本文化审美从秀美转向刚健、豪放。

  明末到清代中期260多年间,日本朝野开始推行儒教,汉诗文也形成了整个日本从民间到官方的流行热潮。道光年间,中国的金石学和碑学已经影响了整个中华大地。在此情势下,我国著名的金石学书家、道光年间清政府派到日本大使馆的秘书杨守敬,把汉魏六朝晋唐碑帖一万三千多册的资料带到了日本,在日本掀起了“金石学”热,改变了日本从唐代开始的单一的书法传承。原来单纯地学习“二王”,变成学习碑版和金石,包括北魏造像的一些书风,共同融合变成今天日本书法的多元风貌。但是不管怎么样,日本和中国的书法艺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互相认知和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要互信与互动。这个互动也构成了这几十年来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交流。我们今天谈书法,不是单纯地谈书法艺术,更重要的是推动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使中日两国永远和平发展,也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

  杭迫柏树(以下简称杭):日本文化和日本的历史是相重叠的,日本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从中国传来了文字,让我们学到了文字。刚才您也谈到了文字最早是由《论语》和《千字文》逐渐展开来的。在4世纪的时候,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时代,当时中国诞生了王羲之这个伟大的书法家,后来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将古中国的书法和艺术带到了日本。

  我记得在我们日本《万叶集》的著作里有手师,也就是您刚刚讲到的手师这一写法,它的意思也就是王羲之的羲之。可以说王羲之的书法对日本来说是有绝对的影响的。再晚一个时代,到了平安时代,这个时代受到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影响比较深。到了镰仓时代主要受宋代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是搞书法的,对王羲之的书法和文字的美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觉得一旦书法的历史形成了之后,也许它在形式上会留下一些典型的印象,这点我对王羲之书法的形式和意韵看得比较多一些,注重得比较多一些。

  言:我知道杭迫先生在日本是享有盛名的研究王羲之书法的专家。您编写的《王羲之书法字典》很早就传到我们中国来了。

  杭:到了后来我对宋代苏东坡、米芾是非常感兴趣的,也非常喜欢。在明治时期,当时有很多石碑、碑学进入到了日本,当时也比较盛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书法上开始了新的时代,日本的日展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当时日展受到明末书风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到了现在,我觉得目前我们日本的书法到了一个需要反省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言先生带来了中日名家书法展,并且还举办了三千年汉字文物展,这对我们是一个推进。它可以提醒我们重新反思,真正去理解书法的思想和意义,重新回到原点,站在最初的基础上来考虑和研究学习书法和文化。

  言:我感到,不但日本书坛需要反省,中国当代书坛也需要反省。那么反省什么呢?我想,反省反思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将书法艺术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书法从遣隋使,尤其遣唐使传到日本,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了日本的“三笔三迹”,日本的书家将中国文化拿过去以后和日本民族的本土人文与生活以及审美心理结合,创变而形成新的日本书风。在清代,杨守敬到达日本传播了中华的碑学文化,“金石学”在日本书坛又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868年开始,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开始转向向西方学习,但它没有丢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每一个时代在日本地域上都有书风的变化或者说是创造,中国同样是这样。通过半个世纪的书法艺术的探索与实践,我们需要对书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用“道”来涵养书法

  言:刚才引出了第二个话题,就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它的道德精神。我和杭迫先生这半个世纪的艺术探索,可看成是一种自然生命的体验,这种体验让我们共同认识到:书法是养出来的、修出来的。汉字活着,文化就活着,书法就活着。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就是古人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思以其道而易天下”。这里思想、精神、信仰构成了“道”的内涵。而中国书法的背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色。孔子要求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道”的追求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中华文化讲究明心见性,修身、齐家、正德、养心,通过自我的修炼来达到精神的丰满。书法,是一个人一生的修炼。我三次去黄帝陵,黄帝陵上有一块匾,叫“人文始祖”。我经常在想:什么是人文?首先是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真正成为人?第二是文,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完成人性的陶冶和完善?中国人理想的人性是“仁”,升华出民族“道”的精神。中国人的“文”是“礼”,中国古人是以“礼”来实现为“仁”服务的。在这一点上,我想中国书法艺术它的内质是通过思想情感的寄托,完成一个书家对人类原始生命和自我生命的双重感悟。这里绝不是单一的技法训练,它完全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杭: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它的文化、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两国同样处在东亚地区,但是两国在审美和认知上还是有很大区别。以书法为例,中国好像是以直线开始进入学习书法,这是基础。日本是以草书的那种曲线开始进入,这样形成了日文的假名。也许受这些影响,所以两国在审美各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疑问,一直是我想请教的:日本有很多僧侣曾经到中国去学习,然后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日本,这些往来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此众多的僧人和留学生去学习然后又带回文化,但是为什么没有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带过来,这个我一直不可思议,不知道言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见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在明治初期,因为同时有锁国政策的影响,当时一部分人有接受西洋文化的,也有推崇东方文化的。在这里,当时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书法不是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位叫小山的先生。而另外一派以冈仓为代表的,他认为书法应该是作为艺术门类的。当时他们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还没有得到结论,所以目前日本大学或者美术学院里是不设书法这个专业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遗憾。我知道中国的大学里有书法专业,所以通过这次交流,很希望言先生能够为我们日本的书法篆刻开设艺术专业这方面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希望日本大学里今后也能够设置书法专业。

  言:刚才您提的两个问题非常有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回顾到两国的历史交往首先是文化,包括书法艺术。这种互动交流也形成了两国人民友谊的传承。然而,如您讲的,由于中日两国民族精神、生活习性和生存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遣唐使带回中国的汉语、汉字和汉字艺术书法,包括佛经、造像等,但没有带回中国的科举制度,我们知道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隋代开始的,这个科举制度凭藉中国的政体,以一种民族的道统精神与诉求来进行国家机器的运作包括各级人才的选拔,它显示了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为特色的中华民族“内足文明”的生存环境,即适合于我们今天讲的国情,但它不一定适合日本。日本主要地域临海,发展有限,海洋与农耕并举的生存形态不能排除民族的扩张性。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治国理政制度由他的国情决定。国情不同,选择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不会相同。我们中华民族经过百年艰苦奋斗,现在已找到了解决自己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的一条路,找到了一种规律,一种人民生存状态中积极向上的“道”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族精神。比如仁义、诚信、敬业、奉献、宽容、担当等。一个民族要维护好自己的尊严,首先要对它的人民进行优秀的道统教育,以德为先,通过“道”来引领,同时对世界也要有道义,所谓“道义”就是利他,而不是单纯利己。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要利己同时要利他,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国家说的双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就是“道”的一种精神,这是传统文化进入到今天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日本的大学当中有美术课,却没有把书法作为其中的学科。我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是将苏联的艺术教学的理念与体系引进来。当时潘天寿力主在高等艺术教育中要有书法教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专院校的艺术学科中书法已普遍设立起来,至今已有近百所高校有书法学科建设,书法已上升为二级学科。因此,现在一方面我们普遍推行恢复中小学书法教育,另一方面,加强高等艺术教育中书法学科的建设。可能,我们两个国家传统教育理念不同,对书法艺术的认知也有不同。目前中国大陆对书法这么重视,因为中国书法艺术中有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这是《礼记》中所说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中国书法艺术中庸也好、高明也好、德性也好,最终,反映在一个体现中华文化核心的“仁”,也就是这一次展览主题“仁泽无疆”的“仁”。这个“仁”是中华民族精神最宝贵最核心的价值体系,深化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真正要做到“爱人”。所谓爱人就是要给予,要奉献,要和谐。这种精神贯穿在我们从少儿一直到成人的书法学习过程中,这不仅是技法教学,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教育、精神教育。

  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精神主义一边倒,当时把所有文化都加上道,比方说:书道、剑道、茶道、花道。在初期觉得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明治维新之后,就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之后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觉得应该反省这件事情。

  所谓反省,不是说前面的文化立马要去反对,比如说加“道”。在日本做反省的同时,就马上会把这个改掉,而不是把它长远地追溯到历史的缘由去考虑提法中的问题,却是马上把此前的问题推翻了。比方说现在书法把日展里以前称的书道这个“道”去掉了,不允许加这个字,以单字来表现。追溯时代的那种“道”,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新的含义,就是正确的“道”。正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应该追求人性的道义。所以,我想在我这个时代或者在今后把这个新的概念——“道”的概念重新加入到书法里。

  言:如果说我用“人性的觉醒”您是不是同意?“道”关键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提升和弘扬。人人都应该把这个作为一生追求与目标。

  作为中日书法艺术家,我们一方面要提升技艺和境界,从而完成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另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拥有一种社会责任,以艺术的力量,推动中日两国的和平发展。

书法文化: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的纽带

时间:2018年01月29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言恭达(中国) 杭迫柏树(日本)

  书法文化:中日友好往来和交流的纽带

  ——中日书法艺术家京都对话录

  日前,在日本京都举办“仁泽无疆——中日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期间,中国书协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言恭达与日本全国美展常务理事、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杭迫柏树进行了书法文化上的交流对话。

  书法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历史

  言恭达(以下简称言):非常高兴,在日本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和杭迫柏树先生来进行书艺对话交流。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从书法艺术本体精神高度,从历史与当前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来看待中日两国关系,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交流通过汉字的传播,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可以看到在日本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两国较早建立交流关系的实证。西晋太康年间的百济人王仁,他带着《论语》和《千字文》去到了日本,开始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真正书法艺术的交流,应该是在隋唐时代,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不仅带回去书法,而且把中国文化带到日本,尤其在盛唐时代,也就是日本圣武天皇的天平文化兴盛期。中国国内崇尚流行王羲之书法,来中国学习的僧人、遣唐使们也将“二王”书风带到了日本,日本掀起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热潮。我注意到,按照历史记载,日本最早的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将“羲之”二字,读作“手师”,说明是书法老师了。在平安时代,日本书法史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三笔三迹”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与后来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笔三迹”均宗王羲之书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开始,日本已经按照从中国带来的文化和书法艺术,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和生活习性进行改良,整理研究后确立了假名文字和假名书法,开日本书法之先河。宋元时期,黄庭坚的书法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此时日本文化审美从秀美转向刚健、豪放。

  明末到清代中期260多年间,日本朝野开始推行儒教,汉诗文也形成了整个日本从民间到官方的流行热潮。道光年间,中国的金石学和碑学已经影响了整个中华大地。在此情势下,我国著名的金石学书家、道光年间清政府派到日本大使馆的秘书杨守敬,把汉魏六朝晋唐碑帖一万三千多册的资料带到了日本,在日本掀起了“金石学”热,改变了日本从唐代开始的单一的书法传承。原来单纯地学习“二王”,变成学习碑版和金石,包括北魏造像的一些书风,共同融合变成今天日本书法的多元风貌。但是不管怎么样,日本和中国的书法艺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互相认知和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要互信与互动。这个互动也构成了这几十年来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交流。我们今天谈书法,不是单纯地谈书法艺术,更重要的是推动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使中日两国永远和平发展,也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

  杭迫柏树(以下简称杭):日本文化和日本的历史是相重叠的,日本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从中国传来了文字,让我们学到了文字。刚才您也谈到了文字最早是由《论语》和《千字文》逐渐展开来的。在4世纪的时候,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时代,当时中国诞生了王羲之这个伟大的书法家,后来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将古中国的书法和艺术带到了日本。

  我记得在我们日本《万叶集》的著作里有手师,也就是您刚刚讲到的手师这一写法,它的意思也就是王羲之的羲之。可以说王羲之的书法对日本来说是有绝对的影响的。再晚一个时代,到了平安时代,这个时代受到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影响比较深。到了镰仓时代主要受宋代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是搞书法的,对王羲之的书法和文字的美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觉得一旦书法的历史形成了之后,也许它在形式上会留下一些典型的印象,这点我对王羲之书法的形式和意韵看得比较多一些,注重得比较多一些。

  言:我知道杭迫先生在日本是享有盛名的研究王羲之书法的专家。您编写的《王羲之书法字典》很早就传到我们中国来了。

  杭:到了后来我对宋代苏东坡、米芾是非常感兴趣的,也非常喜欢。在明治时期,当时有很多石碑、碑学进入到了日本,当时也比较盛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书法上开始了新的时代,日本的日展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当时日展受到明末书风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到了现在,我觉得目前我们日本的书法到了一个需要反省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言先生带来了中日名家书法展,并且还举办了三千年汉字文物展,这对我们是一个推进。它可以提醒我们重新反思,真正去理解书法的思想和意义,重新回到原点,站在最初的基础上来考虑和研究学习书法和文化。

  言:我感到,不但日本书坛需要反省,中国当代书坛也需要反省。那么反省什么呢?我想,反省反思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将书法艺术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书法从遣隋使,尤其遣唐使传到日本,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了日本的“三笔三迹”,日本的书家将中国文化拿过去以后和日本民族的本土人文与生活以及审美心理结合,创变而形成新的日本书风。在清代,杨守敬到达日本传播了中华的碑学文化,“金石学”在日本书坛又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868年开始,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开始转向向西方学习,但它没有丢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每一个时代在日本地域上都有书风的变化或者说是创造,中国同样是这样。通过半个世纪的书法艺术的探索与实践,我们需要对书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用“道”来涵养书法

  言:刚才引出了第二个话题,就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它的道德精神。我和杭迫先生这半个世纪的艺术探索,可看成是一种自然生命的体验,这种体验让我们共同认识到:书法是养出来的、修出来的。汉字活着,文化就活着,书法就活着。中国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就是古人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思以其道而易天下”。这里思想、精神、信仰构成了“道”的内涵。而中国书法的背后,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色。孔子要求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道”的追求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中华文化讲究明心见性,修身、齐家、正德、养心,通过自我的修炼来达到精神的丰满。书法,是一个人一生的修炼。我三次去黄帝陵,黄帝陵上有一块匾,叫“人文始祖”。我经常在想:什么是人文?首先是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真正成为人?第二是文,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完成人性的陶冶和完善?中国人理想的人性是“仁”,升华出民族“道”的精神。中国人的“文”是“礼”,中国古人是以“礼”来实现为“仁”服务的。在这一点上,我想中国书法艺术它的内质是通过思想情感的寄托,完成一个书家对人类原始生命和自我生命的双重感悟。这里绝不是单一的技法训练,它完全是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杭:我个人认为一个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它的文化、风俗习惯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两国同样处在东亚地区,但是两国在审美和认知上还是有很大区别。以书法为例,中国好像是以直线开始进入学习书法,这是基础。日本是以草书的那种曲线开始进入,这样形成了日文的假名。也许受这些影响,所以两国在审美各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疑问,一直是我想请教的:日本有很多僧侣曾经到中国去学习,然后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日本,这些往来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此众多的僧人和留学生去学习然后又带回文化,但是为什么没有把中国的科举制度带过来,这个我一直不可思议,不知道言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见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在明治初期,因为同时有锁国政策的影响,当时一部分人有接受西洋文化的,也有推崇东方文化的。在这里,当时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书法不是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位叫小山的先生。而另外一派以冈仓为代表的,他认为书法应该是作为艺术门类的。当时他们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还没有得到结论,所以目前日本大学或者美术学院里是不设书法这个专业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遗憾。我知道中国的大学里有书法专业,所以通过这次交流,很希望言先生能够为我们日本的书法篆刻开设艺术专业这方面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希望日本大学里今后也能够设置书法专业。

  言:刚才您提的两个问题非常有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回顾到两国的历史交往首先是文化,包括书法艺术。这种互动交流也形成了两国人民友谊的传承。然而,如您讲的,由于中日两国民族精神、生活习性和生存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遣唐使带回中国的汉语、汉字和汉字艺术书法,包括佛经、造像等,但没有带回中国的科举制度,我们知道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从隋代开始的,这个科举制度凭藉中国的政体,以一种民族的道统精神与诉求来进行国家机器的运作包括各级人才的选拔,它显示了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为特色的中华民族“内足文明”的生存环境,即适合于我们今天讲的国情,但它不一定适合日本。日本主要地域临海,发展有限,海洋与农耕并举的生存形态不能排除民族的扩张性。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治国理政制度由他的国情决定。国情不同,选择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不会相同。我们中华民族经过百年艰苦奋斗,现在已找到了解决自己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的一条路,找到了一种规律,一种人民生存状态中积极向上的“道”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民族精神。比如仁义、诚信、敬业、奉献、宽容、担当等。一个民族要维护好自己的尊严,首先要对它的人民进行优秀的道统教育,以德为先,通过“道”来引领,同时对世界也要有道义,所谓“道义”就是利他,而不是单纯利己。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要利己同时要利他,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国家说的双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的核心就是“道”的一种精神,这是传统文化进入到今天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理念。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日本的大学当中有美术课,却没有把书法作为其中的学科。我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是将苏联的艺术教学的理念与体系引进来。当时潘天寿力主在高等艺术教育中要有书法教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专院校的艺术学科中书法已普遍设立起来,至今已有近百所高校有书法学科建设,书法已上升为二级学科。因此,现在一方面我们普遍推行恢复中小学书法教育,另一方面,加强高等艺术教育中书法学科的建设。可能,我们两个国家传统教育理念不同,对书法艺术的认知也有不同。目前中国大陆对书法这么重视,因为中国书法艺术中有一个基本精神。这就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这是《礼记》中所说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中国书法艺术中庸也好、高明也好、德性也好,最终,反映在一个体现中华文化核心的“仁”,也就是这一次展览主题“仁泽无疆”的“仁”。这个“仁”是中华民族精神最宝贵最核心的价值体系,深化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真正要做到“爱人”。所谓爱人就是要给予,要奉献,要和谐。这种精神贯穿在我们从少儿一直到成人的书法学习过程中,这不仅是技法教学,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教育、精神教育。

  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精神主义一边倒,当时把所有文化都加上道,比方说:书道、剑道、茶道、花道。在初期觉得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明治维新之后,就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之后也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觉得应该反省这件事情。

  所谓反省,不是说前面的文化立马要去反对,比如说加“道”。在日本做反省的同时,就马上会把这个改掉,而不是把它长远地追溯到历史的缘由去考虑提法中的问题,却是马上把此前的问题推翻了。比方说现在书法把日展里以前称的书道这个“道”去掉了,不允许加这个字,以单字来表现。追溯时代的那种“道”,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新的含义,就是正确的“道”。正像您说的那样,我们应该追求人性的道义。所以,我想在我这个时代或者在今后把这个新的概念——“道”的概念重新加入到书法里。

  言:如果说我用“人性的觉醒”您是不是同意?“道”关键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提升和弘扬。人人都应该把这个作为一生追求与目标。

  作为中日书法艺术家,我们一方面要提升技艺和境界,从而完成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另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拥有一种社会责任,以艺术的力量,推动中日两国的和平发展。

书法艺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如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邵秉仁所言,它的日渐式微,正是“由于当代书法艺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文化土壤正在弱化、变异”。

言:我知道杭迫先生在日本是享有盛名的研究王羲之书法的专家。您编写的《王羲之书法字典》很早就传到我们中国来了。

如日本著名的设计大师杉浦康平,毕生不倦探求中国传统艺术精髓,十分重视汉字书法在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汉字书法给了他极大启发,在1001期《游》封面上,杉浦设计的各种“游”字写满封面,表现了“游”这个词本身所蕴涵的错位游走之感。白木彰作为日本当代著名平面设计家,在其30多年的平面设计生涯中,主要以书法作为平面设计元素,他的作品亦折射出对中国书法文化的敬仰。

杭:到了后来我对宋代苏东坡、米芾是非常感兴趣的,也非常喜欢。在明治时期,当时有很多石碑、碑学进入到了日本,当时也比较盛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书法上开始了新的时代,日本的日展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当时日展受到明末书风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到了现在,我觉得目前我们日本的书法到了一个需要反省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时期,言先生带来了中日名家书法展,并且还举办了三千年汉字文物展,这对我们是一个推进。它可以提醒我们重新反思,真正去理解书法的思想和意义,重新回到原点,站在最初的基础上来考虑和研究学习书法和文化。

日韩民众普遍热衷书法

言:我感到,不但日本书坛需要反省,中国当代书坛也需要反省。那么反省什么呢?我想,反省反思的根本意义,在于要将书法艺术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看待。中国书法从遣隋使,尤其遣唐使传到日本,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了日本的“三笔三迹”,日本的书家将中国文化拿过去以后和日本民族的本土人文与生活以及审美心理结合,创变而形成新的日本书风。在清代,杨守敬到达日本传播了中华的碑学文化,“金石学”在日本书坛又起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868年开始,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开始转向向西方学习,但它没有丢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每一个时代在日本地域上都有书风的变化或者说是创造,中国同样是这样。通过半个世纪的书法艺术的探索与实践,我们需要对书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就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我国的书法教学不仅游离于现有的课程体系之外,社会上的教育机构也是门庭冷落。书法教育几成空白,以至于很多高学历者写字竟至于到了无法辨认、不堪卒读的地步。在功利化的竞争环境下,学习书法没有任何实际好处,无怪乎在学校教育中,书法兴趣班远不如钢琴班、奥数班热门。此外,很多教育者对书法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仅仅将其当成一种“修身养性”的纯艺术来欣赏,从而忽视了书法根本的文化传承功能。

书法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历史

书法艺术融入文化产品

言恭达:非常高兴,在日本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和杭迫柏树先生来进行书艺对话交流。我们今天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从书法艺术本体精神高度,从历史与当前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来看待中日两国关系,这是因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此外,在日韩很多产品的设计上,都充分体现了书法之美。例如日本三得利纯麦芽威士忌包装上,一个遒劲有力的书法字“響”占据了画面大半,给人以呐喊之感。在一些风味食品类包装上,书法字活泼跳脱。日本的“纯酒”包装,把宋体“纯”字印在晶莹剔透的玻璃瓶上,以字点意,格外典雅。韩国很多文化产品,也极好地体现了书法艺术的精髓。

日前,在日本京都举办“仁泽无疆——中日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期间,中国书协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言恭达与日本全国美展常务理事、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杭迫柏树进行了书法文化上的交流对话。

这些“书法教室”所属的团体都办有“竞书”杂志。杂志每期公布本月的竞书内容及两个月前作品的评比结果,并刊出每一等级的学员名单。竞赛内容与授课内容基本一致,如春和景明之时,多写“春天”或“樱花”等字。书写优秀者可提高一个级别,如果小学生的书法能达五段、六段水平,即可算是“小书法家”了,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小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

我记得在我们日本《万叶集》的著作里有手师,也就是您刚刚讲到的手师这一写法,它的意思也就是王羲之的羲之。可以说王羲之的书法对日本来说是有绝对的影响的。再晚一个时代,到了平安时代,这个时代受到了中国唐代的文化影响比较深。到了镰仓时代主要受宋代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是搞书法的,对王羲之的书法和文字的美我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觉得一旦书法的历史形成了之后,也许它在形式上会留下一些典型的印象,这点我对王羲之书法的形式和意韵看得比较多一些,注重得比较多一些。

这种书法教育模式颇类中国古代的私塾教育,以书法家为核心,老师耳提面命,学生心领神会,由此派系相传,颇有古风。由是观之,日韩两国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

明末到清代中期260多年间,日本朝野开始推行儒教,汉诗文也形成了整个日本从民间到官方的流行热潮。道光年间,中国的金石学和碑学已经影响了整个中华大地。在此情势下,我国著名的金石学书家、道光年间清政府派到日本大使馆的秘书杨守敬,把汉魏六朝晋唐碑帖一万三千多册的资料带到了日本,在日本掀起了“金石学”热,改变了日本从唐代开始的单一的书法传承。原来单纯地学习“二王”,变成学习碑版和金石,包括北魏造像的一些书风,共同融合变成今天日本书法的多元风貌。但是不管怎么样,日本和中国的书法艺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互相认知和互相尊重,更重要的是要互信与互动。这个互动也构成了这几十年来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交流。我们今天谈书法,不是单纯地谈书法艺术,更重要的是推动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使中日两国永远和平发展,也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

在日本,书法不仅与基础教育、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融入到了诸多文化产品的设计中。许多著名设计师,几乎都是汉字专家,他们从汉字书法中汲取设计灵感,对汉字书法进行创新改造,并将其广泛应用在设计领域,书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典型日本设计风格的一种体现。

杭迫柏树:日本文化和日本的历史是相重叠的,日本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从中国传来了文字,让我们学到了文字。刚才您也谈到了文字最早是由《论语》和《千字文》逐渐展开来的。在4世纪的时候,也就是日本的奈良时代,当时中国诞生了王羲之这个伟大的书法家,后来通过遣隋使、遣唐使将古中国的书法和艺术带到了日本。

再说韩国,早在统一的新罗王国时代,欧阳洵、虞世南、王羲之等书法家的作品就极受韩国人推崇,很多书法爱好者慕名来到中国购买。1350年左右,中国元朝书法家赵孟-灵秀典雅、圆转遒丽的字即传入了韩国,使韩国书法爱好者为之倾倒。赵体字由此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韩国书法的主流。

日前,在日本京都举办“仁泽无疆——中日著名书法家作品邀请展”期间,中国书协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言恭达与日本全国美展常务理事、日本书艺院理事长杭迫柏树进行了书法文化上的交流对话。

近日有关日韩书法的报道较多。书法,这种本自中国、源远流长的艺术样式,在当今中国,少数艺术家、书法家的执著坚守仍无力挽回其式微之势,当代人的生活似与这一古老艺术渐行渐远。而在日本和韩国,我们发现,书法艺术却深入人心,这种文化上的隐性竞争值得我们深思。

清末至解放前,碑派书法盛行一时。后来西学东渐,弃毛笔而用硬笔之人益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艺术尚未吐露芳华。“文革”伊始,更是文艺浩劫,书法愈颓。而今电脑之普及,对于书法,更是一大浩劫,人们连硬笔都用之甚少,书法艺术更像是已经没落的历史陈迹,抑或文人雅士闲逸风雅的生活点缀。

可以说,日韩书法之热度,甚至超过了书法的母国——中国。

而远在东瀛,书法之热历久弥新。一个通行的说法可以佐证:“棒球是一亿多国民的体育,而书法则是一亿多国民的艺术。”在日本,大约有2000—3000万人在练习书法,换个说法,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热衷此道。社会上研习书法之风甚盛,随处可见“书法教室”的广告。日本数千家出版社中,约有1/3的出版社出版过书法类图书。此外,日本还有难以计数的书法展厅。在浓郁的墨香氛围里,日本称得上书法家,且能举办个人展览、出版作品集的人,大约有100万之众。

日韩对书法文化的吸收与创新,既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活力,同时也为我们创造性地运用书法艺术资源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范式。反思国内的文化产品,原本可以和极富审美特质的传统书法相得益彰,但很多产品给人的感觉要么缺少底蕴,要么过于西化。甚至国人对于书法或传统艺术的审美期待反而是在日韩那里找到了睽违已久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重视书法的文化战略地位

日本书法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唐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王羲之等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书法艺术对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传承有过巨大贡献。按道理,书法在文化传统深厚的我国应该受到礼遇,但从历史进程及前景来看,其境况不容乐观。

文化时评:对比之下 令人汗颜

书法在一个社会的普及程度,与其教育密切相关。日本中小学校都开设书法课。书法学习一般始自小学三年级,至初中毕业,6年时间已小有所成。此外,社会上还有许多以一些知名书法家为核心而成立的“书法教室”。日本大概有1/3的儿童入“书法教室”学习书法。儿童入室学习,从执笔练习入手。 “书法教室”用纸讲究,规格高古,长9寸,宽7寸,并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半纸”,书写时纸左墨右,老师们有的从数字“一”到“十”入手,有的则从“永 ”字八法或平假名46字开始教习。

反观这些史实,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日韩来说,中国的书法原属外来文化,但最后却变成了他们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我们发现,这种文化的延续传承状况比其母国还要好。对比之下,我们常常会感到汗颜。如果一个民族对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完全漠视,长此以往,这样的传统艺术会在中华大地上消失。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文化忧患意识,用智慧和行动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明治维新后,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对于推动日本书法近代化厥功甚伟。光绪5年,杨守敬(1839—1915)携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帖法帖1.3万余册赴日,这些精美的碑帖给日本书法家带来极大震撼,他所传达给日本文人的书法理念被日本研究界称为“杨守敬旋风”,由此宣告了日本近代书法兴盛的开始。

在韩国,自1999年规定在交通标志等领域恢复使用汉字标志以来,书法之热方兴未艾。和日本一样,韩国民众对书法普遍较为热衷,习字者逾10万人,连历届韩国总统都极喜书法。韩国书艺家协会在全国影响较大,在推广书法文化时,既注重传统基础,同时又强调现代性阐发,因此书法广受青年人欢迎。据说韩国仍然继续保留了中国元代传统的造纸工艺,以楮树皮、叶等为原料手工制造纸张。各类书法团体、展览、比赛更是应接不暇。据报道,韩国人甚至在枫冷江寒、雪花旋舞的季节张设150米长的白绫,在浩大的天地间挥洒狂草,何等壮观的景象!恍然间令人梦回唐朝,然而“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切终究是异邦的场景。

北京大学教授、书法所副所长王岳川指出:“中国文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是被遮蔽于日本、韩国等现代化国家后面的。”他认为“不能忽略国际之间微妙的“文化竞争”,应当重新认识书法在文化战略中的位置。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中国书法虽在2009年9月30日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在此之前,有关韩国欲将书艺申遗的报道频现媒体。有人甚至认为,韩国大张旗鼓提出书法申遗是对当代中国书法水准与价值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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