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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

文章作者:文物考古 上传时间: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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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汶口符号  陶寺观象台  天文学起源  太昊  少昊

新普京棋牌 1新普京棋牌 2新普京棋牌 3 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的纯阳历历法之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牢牢地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王权中非常重要而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东表起自今山东的胶南市海滨,西表至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南表起自今广东阳西县海岸,北表止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淮南子》等先秦文献记载的“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7%,可以说相当吻合。 由此可见,文献所谓上古时期尧舜的文德披于四表、格于上下、北及幽都、南至交趾、东起嵎夷、西至流沙,并非都是无稽之谈,很可能是当时科学测量的结果。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诗意般的理想蓝图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存在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实际测量与确定出来。 基于此,圭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权柄,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IIM22中,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并被清代帝王制作成“允执厥中”牌匾悬挂于紫禁城的中和殿正中。在王墓IIM22墓圹头端,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倒立摆放3件带彩绘木胎漆柄的玉石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以文德合和思想治国的政治理念。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有汉儒们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正是由于陶寺邦国以文德治国、禅让政权的天真政治理念和幼稚统治手段,导致了陶寺文化晚期的灭顶之灾,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的肩上。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被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标准也从陶寺的1.6尺夏至影长改为登封告成王城岗的1.5尺,后来被周公所继承确定了东都洛邑的选址,故国宝何尊上的铭文称“宅兹中国”。 (全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第6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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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典》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显然是一个“阴阳合历”。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据天文学家计算初步判断,该道缝很可能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毋庸置疑,陶寺文化除了观象台和圭尺所得到的太阳历外,还有观测月亮的天文观测。而陶寺晚期小墓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更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置操作。

 

 

 

    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可能与文字的起源有关,所以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其中最先出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家村的约5000 年前的一种刻画符号文字(封二)受到了最多的重视。这个符号基本有两种写法(图1)

 

  已存在“地中”概念 

     第一种(图1a)较第二种(图1b)下面多出一个山形图案。这个符号后来也出土于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和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的肖家屋脊遗址也有类似符号出土。该符号有时以略加变形的形态出现。

作者:孙小淳,徐凤先,黎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何驽,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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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摘要:对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部分重要疑似具有天文观测与天象崇拜功能的考古遗址进了天文考古考察。遗址年代跨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1700年前的魏晋时代。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大范围的考古天文调查。首先提出对史前文明中心遗址的“天文环境”进行测量和探讨,包括考察遗址周围有无适合观测某些特定季节日出的山峰轮廓,考察遗址在建筑朝向或布局上有无特定的天文意义。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子山遗址的结构表明当时已经用天文方法正南北。其石板上的北斗星象,反映了北斗星崇拜的悠久传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发现的石块堆砌的圆丘,很可能具有宇宙图景的意义。东山嘴遗址地势高出,东面山廓明显,是理想的“地平历”观测系统。大汶口文化可能有春秋分日出天象崇拜,宗教图腾意义重大。大朱家村遗址的豆家岭,有可能就是大朱家村遗址的太阳观测祭祀台。山东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和王湾三期文化(旧称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遗址似乎都没有明显的“地平历”观测环境。我们的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兼有“地平历”和圭表测影系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于陶寺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和王湾三期文化大致与陶寺文化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史前天文观测技术经历了从观测日出方位向圭表测影的演变。中国考古天文学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源流、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敬天崇拜的内涵,意义重大。

 

 

 

  陶寺已发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中期王族墓地约1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元首墓ⅡM22长5米、宽3.75米、自深7米。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 

 

关键词:考古天文学  地平历   天象崇拜  史前文化遗迹  日出方位观测  圭影测量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刻画符号是早期文字,此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该符号多刻画在大型陶器上,有的涂成朱红色,无疑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4期

  发现了中原地区的龙崇拜主脉 

 

    ……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较早对这个符号提出解释的于省吾认为:“这个字上部的、象日形,中间的 、象云 气形,下部的象山有五峰形。……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这是原始的旦字”。 邵望平基本同意“旦”字说,认为下面不带“山” 的是“旦”字,下面带“山”的或许是从旦的另一个字。

    人类在文明的早期对天文现象的关注远远超过现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天文观测对人类生产生活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通过天文观测定季节、定方向,并由此建立起时空秩序,从而能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人类文明的各种表现形式--从文字到艺术,从居室到墓葬,从宗教场所到城市规划--无不以不同形式渗透了天文学的观念。考古天文学(Archaeoastronomy)就是利用天文学原理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研究,揭示考古遗存中包含的天文学内涵,认识古文明中的天文学。这一学科在西方开始于19世纪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对英国巨石阵(stonehenge)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渐趋成熟。此后,西方考古天文学家在欧洲、西亚、北美等地的古文明中都发现了与天文有关的遗迹。

  《论语》说,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权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唐兰认为这是“炅”字,“两个较繁,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了火,下面是山, 而另一个字却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 唐兰 又认为“炅”字即“热”字,它是“代表一种语义的意符文字”。李学勤基本认同唐兰的观点,认为表示“日”的圆圈下面的符号为“火”。

    天文学在中国起源很早,并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所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早期文献中零散有一些有关史前时期先民观测日月星辰定季节、定方位的记载。在由前国家社会到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天文学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如:《尚书·尧典》有四仲中星的记载;《舜典》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周礼》 有“惟王建国,辨正方位”;《 诗经》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这些文献记载都反映了天文观测对于中国早期的国家活动和城市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而史实比文献中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在这些与天文学有关的各种活动中,中国文明独特的宇宙观逐步确立起来。

 

摘要:中国古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定季节的方法是观测正午日影和黄昏中星。陶寺观象台展示了观测日出方位定季节的古老传统的遗迹。从认知科学史的角度看,观测日出入方位确定季节一定早于观测正午日影和昏旦中星,只是这一段历史已经延伸到文献记载和中华文明的记忆范围之外。大汶口文化出土有由太阳、云气和山峰组成的象形文字,考古学上认为大汶口文化为太昊和少昊族文化。太昊和少昊属于古史的传说时代,在天文学发展史上,可能正是观测日出入方位定季节的时代。越是在早期天文学与文明的其他方面结合越紧密,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符号文字当是既代表日出形象又指“昊”字。从古文献中还能找到这一时期宇宙观的若干遗迹。

 

 

(作者:徐凤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原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  第4期)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1    汶口刻画符号文字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本报记者 霍文琦/整理)

 

  已发掘的彩绘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何驽说是麻黄草。有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多数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龙盘,应是中原龙文化的先河。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君权与神权结合的象征的图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

 

  《尧典》与《虞书》所提到的四岳官僚。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族墓葬,很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随葬木表或玉璇玑的中型贵族墓职官很可能是天文官;随葬骨耜的贵族墓很可能是农官。而陶寺早期贵族墓随葬的玉石圭,我以为是官僚委任的凭信。《尚书·虞书》提到考核官员有收颁瑞信行政制度,汉儒认为是圭璧。陶寺中型墓随葬玉石圭皆为钝尖锋,像春苗拱出地面而有信;圭的长度则是以所委任辖区夏至影长来象征地理区位和地广。

  陶寺古观象台与圭表共同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测日出方位”、“观正午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用陶寺圭表在该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证明陶寺圭尺第12刻度42.25厘米折合陶寺1.69尺为陶寺当地夏至影长。陶寺圭尺功能推测成立。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尺实物。

 

  考古发现都城要素最齐备的都城遗址 

 

  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乐乐器组合、金属乐器 

  陶寺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夹板石砸夯土小板块的主要建筑方法比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堆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落后于夏商时期城垣和夯土台基集束棍夯法,这些都说明陶寺城址正向城址发展的高级阶段迈进。

  陶寺古观象台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英国巨石阵建成年代还要早。

  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龙崇拜。《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竹书纪年》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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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链接 

  发现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屋顶装饰材料——板瓦 

 

  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以及陶鼓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陶寺遗址曾发现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是“昜”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何驽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则认为是“尧”字。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年,这是探索汉字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周易》豮豕之牙与尧舜之上政。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解释《周易》“豮豕之牙,吉”的含义就是修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谓也。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头端墓壁上,以公猪下颌骨(豮豕之牙)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玉兵),正是豮豕之牙的图示,象征修兵不战的文德治国理念。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很明显能够同传统文献关于尧都和尧舜史迹比较体统地对应,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这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 

 

 

  陶寺遗址除城墙之外,具备了功能区划十分明确的宫城(宫殿区)、王族墓地(王陵区)、祭天(观象台)和祭地礼制建筑区、君权控制的仓储区(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甚至早期还有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是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功能区划最为齐备的都城遗址,成为判断史前都城遗址的考古要素典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建筑材料陶板残片。其中陶板瓦100余片,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

  圭尺所反映出的陶寺文化四表天文大地测量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科学考察工程,更多的是对于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政治地理的探索。这是因为国家地缘政治新体制,催生了陶寺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才会在头脑中产生出表里山河的“天下观”——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四海之内理想国度。相对于陶寺文化实际“政不出晋南”来说,陶寺四表所表现和宣示的理想天下观,可被视为4000多年前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延续到西周时期,被通俗地解读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之一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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