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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价值与未来,中国模式

文章作者:中国历史 上传时间:2019-08-04

许多学者认识到,“模式”这个概念固然首先意味着是一种特殊性,但并不排斥其中所蕴涵的普遍性。换言之,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蕴涵着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全球发展的普遍性价值和意义。中国模式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就曾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虽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但由于它以这种形式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或正在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又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教授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有限。可见,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也承认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的是自身的特殊性。邓小平说得很明确,“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可见,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的话题。

“历史终结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丁志刚、刘瑞兰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说”其实是将中国经验误解为“中国模式”了。但是,经验不等于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模式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的命运休戚相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及的那样,再也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就好像即使在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境况下,自由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西方规则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使世界上出现了非西方的发展成功经验,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胜利,能将西方发达的经验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之中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由此,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价值和意义的讨论,应该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之中。只有上升到这一高度,才能更充分体会中国模式对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全面检视完善中国模式所需要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模式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应该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的理想性和价值性之旅。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勇气。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详尽的蓝图,而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有没有不相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睿智,有没有不折不挠地迈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勇气,有没有不断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新途径的胆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未来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中国模式;社会主义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遇到了困境,甚至在西方又兴起了呼唤“现代马克思”出场的“马克思热”,而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大国也都实行了传统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向。

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综合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国模式的未来探索需要秉持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有学者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新挑战,中国模式需要一如既往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但是创新不应当是全面背离和否定这一模式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内核,而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新的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和完善。二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任何类型的民主制度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在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政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中国模式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探索之旅。中国模式最终能否完成实现现代化和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

换句话说,只要新自由主义没有彻底失败,福山所持有的“历史的终结”的判断还会有较大的市场,即使德里达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并非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担当起终结人类政制的大任,并且试图唤醒卡尔·马克思的幽灵,与福山所属的右派势力对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英]斯图亚特·西姆著,王昆译,北京大学出版2005年)。事实也是如此,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福山就认为,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非常值得重视,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何为“中国道路”呢?朱炳元、史春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道路,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而又成功的实践。它包括了在这一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论和总结出的基本经验。中国道路的产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化。

中国模式

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一种是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的立场,把这种特殊性理解为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将这种特殊性推至极致就成为绝对的特殊论,中国模式于是成了与普遍性毫不相干的东西;一种是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的立场,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而将这种特殊性定性为放弃了普适性标准的东西。在中国模式的社会属性上的认识偏差和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认识断裂等种种错误,其根源正在这里。以全球视野正确认识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的经验业已证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明白无误地阐明: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都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我想最重要的就在于,中国有着公有制为基础的、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政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独特的结合体制,曾被西方学者称为不可能成功的体制,但它在现实上却在30年里不断创造着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奇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伴随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平衡稳定。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保障,反过来又极大地解放了对资本力量的社会性发展,也很好地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莫定和稳固了中国政府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一直能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并在快速发展中,既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难题,又避免了一些转轨经济体实施“休克疗法”导致的社会动荡,这可能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缘由所在。

郑永年指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从总体上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否能成为—个可替代的模式,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是自身道路的特殊性。没有对特殊性的一贯强调,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就谈不上我们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着的中国模式话题。但是,围绕这一特殊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值得分析的形而上学倾向:一种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把“中国模式”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孤立地看待和讨论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一种是陷入抽象的普遍主义的泥沼,将西方模式奉为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而将中国模式定性为“特殊主义”。过分偏重西方的模式而限制“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以全球视野考察中国模式,既要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也要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要坚持具体普遍论,主张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中国模式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模式”这个概念首先当然意味着一种特殊性,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对它所蕴涵的普遍性的排斥。显然,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它应该蕴涵有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邓小平其实早就表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西方人提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事实上也承认中国道路有某种普遍意义。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在讨论中国模式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可能魅力无穷,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有限。不论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但确实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所蕴涵的普遍性意义的关注与认可。

2004年5月11日,英国高盛会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文“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这就是“北京共识”——“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

《众专家谈民富:政府需转变角色应废除国企特权》,

中国模式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完善中国模式的过程,也是一次高扬社会主义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探索之旅。中国模式最终能否完成实现现代化和巩固与完善社会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

福山,这个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学者,在1989年苏东剧变后,提出“历史的终结”观点,并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从哲学和政治学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证。他认为,“历史的终结”并不是指实际“历史事件”的终结,而是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主张“历史方向的进程”——意识形态的演进到达了其终点,即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其他系统的意识形态具有真正的竞争可能。这个把黑格尔与马克思嫁接起来的哲学论题被福山用来支持他的政治学论题,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方向,它是一切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方向。

对“中国模式”论的批判

当然,“中国模式”在甘界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它的经验和模式还有待于继续发展成熟和检验,才能赢得世界更多的认同。不过,它的确反映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意义。“中国模式”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策方针、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因此,中国的成功绝不是所谓适应西方现代化“普适价值”的结果。离开了本国的特殊性而盲目地进行普遍性的建设,势必会导致发展的依附和最终的失败。拉丁美洲的发展结果就是最大的教训。

丁志刚、刘瑞兰:《“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学术界》总第143期。

但福山所言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却在新近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遭遇到了极大的讽刺。这种西方普遍主义的发展方式在世界愈普遍,带来的结果并不是福山所称的“价值追求”,却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价值世界的失序和颠倒。当西方普遍兴起召唤“现代马克思”出场的呼声时,“历史的终结”所指谓的也许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邱耕田认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并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

甚至在此次危机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 ),在2009年6月底推出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在书中他明确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他指出,欧美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他们一相情愿地以为,中国无论是自然进展或必然发展,最终会遵从西方的范例。但是,雅克认为,中国不会沿袭西方的现代化规划,“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求同存异”。中国非主流的发展模式,将会接替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此论一出,引起世界哗然。但显然,中国一贯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主张,使其绝不会统治世界。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中国模式是个大杂烩,包含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列宁主义。这种模式创造的奇迹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环境严重污染,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等问题。付出才有收获,关键要看两者是否成正比。

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世界的幻想,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取代。同样,美国学者罗伯特等人也认为,“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则直接点出,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范式的判断已经完全成为一种“中国模式”。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风暴,继续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更加关注并热议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归因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是我国坚持“中国道路”的结果。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求对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

所以对于“中国模式”而言,如何辨清各种认识,继续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现代化实践中,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并重、加强民主治理和善政改革、保障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建立起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那就将不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真正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明模式”。

周宏认为,中国在没有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下,通过对西方经验独立自主的借鉴和消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中国将市场和社会主义管理有机结合的国家结构也会通过继续的自我完善而影响到市场主导的世界力量格局。一些非洲国家乐见“中国道路”的成功,因为它证明了发展并不是发达国家独享的特权,只要道路正确,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这些看法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借鉴比较价值。

同时,在此次并未见底的经济危机中却真正崛起了一种中国现象。中国社会依赖过去30年来的市场经济的摸索与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起与人民民主专政结构基本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结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不仅使得中国摆脱了赢弱的面貌,而且为借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现象,使得西方众多的学者高呼其已经成为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西方普遍主义发展路径的垄断地位,表现出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异质性的现代化实践道路。

国内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论

3.阶段成果不是目标模式

赵启正等:《对话中国模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萧功秦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中国模式”需要改良,而改良的关键是发展公民社会,让强国家和强社会结合,而不是强国家和弱社会结合。

④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前提比较一致,大多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秦晓所说的:“首先,中国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和普遍性尚需实践和历史的进一步验证;其次,从本质上讲中国仍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都会有自己的特征和元素,这是由它的文化历史传统及外部环境约束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选择可以背离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更为准确。”

孔祥云、刘敬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5页。

吴晓灵则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总结“中国模式”让世人学习,还是进一步探寻中国民富国强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折点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

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赵启正强调:“中国人自己没有首先使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因为‘模式’在英文中有多重含义,它有模范、示范的意义,中国人慎用这个词就是为了避免把‘模式’变成‘要别人学习’的那种意义。如果一定要给‘中国模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实践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也许称为‘中国案例’更合适,它还在进行中,处于现在进行时。”

贾康说:“近一时期各方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观点见仁见智,带来不少启发。但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却总感觉难以成立、难以认同。”

⑤BBC网站:《欢迎了解新的中国模式》,参考消息网,

新蒲京娱乐场下载,周有光:《中国模式不是真的 太乐观不行》,

资中筠认为,“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主要起因在于美欧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中国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她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

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

孔祥云、刘敬东指出,效法“苏联模式”没有出路,警惕陷阱——“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人间正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投资怪圈”是由于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有用,但它毕竟为辅,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他认为,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胡祖六认为,过去5年,我们陶醉于子虚乌有的“中国模式”,好像只有中国模式才管用。但现在在今天所处的位置看一看全球环境,过去5年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政府政策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陈扬勇理解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在坚持这条道路的同时,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发展之路。

英国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分歧的相关条款。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④

许小年也强调: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是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大政府模式。

BBC网站刊文认为,新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集极强竞争力和庞大市场于一体,且拥有执行力强大、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尽管中国仍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称职的政府。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腾飞,年增长率高达10%左右,这一切是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下取得的。自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开始后,这是世界见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变革。⑤

傅高义:《邓小平开辟的道路》,

⑦Joseph E. Stiglitz. Towards a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BE/OL]。

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领导者》2011年总第40期。

朱嘉明:《中国改革的道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

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前景》,《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3-195页。

朱炳元、史春燕:《中国道路的理论价值、基本内涵和实践特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第6期。

署名郑青原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肯定了中国道路,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激发了中外学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

童之伟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要害主要是维持现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同时否定继续改革的必要;“中国模式”的提法反映了中国一部分国民安于既得利益、故步自封、不愿改革、尤其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中国模式”,必然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的陷阱。

张宁指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从自己的国情、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有一些别国可以借鉴的东西,如这条道路的核心是绝不照搬别人和前人的经验,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本身以及它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可以在其他国家原样复制的。

余永定指出,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岳健勇则指出,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

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也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中国三十年成就的秘诀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实用主义”,仅仅实用主义肯定不够,应该还有实干精神。

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费罗斯质疑中国模式出不了本土“苹果”公司,他指出,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30年的经济腾飞,但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出现中国的“苹果”公司。他强调,中国要创造一个“中国的苹果”,只有实现社会和制度创新,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保证大学的独立性。

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0-153页。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lO年,第1-4页。

国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论

林尚立指出,中国的发展到底是道路,是模式还是经验,是好是坏,我们不能一言以概之,一锤定音,必须详细、客观、综合地分析和探讨它,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构。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为亿万中国人民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前景。

吴敬琏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同时,吴敬琏也提醒人们,中国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政府启动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保增长”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童之伟:《空谈中国模式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陷阱》,

2.质疑“中国模式”论

1.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二、只有“中国道路”

马哈茂德·阿拉姆:《中国走出独特发展道路》,参考消息网,

李慎明、何成、宋维强:《“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中国教育报》2010年12月23日第5版。

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3页。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相互的有机结合,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吸取中外一切优秀成果和经验,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他认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8个特点:实事求是;民生为大;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⑧

②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⑧张维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

严书瀚:《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影响》,《克拉玛依学刊》2011年第1期。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雷默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大胆尝试,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或叫“中国模式”,他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①雷默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发展过程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由此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正如吴敬琏指出的,以21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对于总结过去,规划未来都是极具重要性的问题,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②

何谓中国模式?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③

那么,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怎么走?限于篇幅,本文拟对中外学者的探讨进行简要概述。

唐洲雁指出,我所理解的“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复兴之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艰辛探索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五常完全撇开为发展所支付的人权成本、环境成本和各种资源成本,根据我国市场的轮子和政府的轮子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事实,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论者也认为,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荣剑指出,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实现的。但也要看到,国家主义体制是一种缺乏民众参与的、毫无约束的发展模式。国家低价大规模征用农地,各种疯狂的拆迁,放纵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环境保护的低投入和软约束,以及脆弱的财产保护体制和尚不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体系,都是为这种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

袁子林:《忠言逆耳》,

刘卫民:《中国模式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有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支撑:支点之一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构架,即一党领导的威权体制;支点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支点之三是“政府所操控的市场经济”。丁学良承认,“中国模式”存在着四大成本支出。一是对中华民族深层的、长远的生态系统的过度剥夺;二是对中国相对弱势的群体、相对弱势的地区、相对弱势的部门和相对弱势领域的长期不公平的剥夺;三是政府在公共领域中日益扩展的非规范行为;四是对公共政策领域里面的正常研究,特别是理性的辩论探索,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粗暴的干涉。前两个成本是物质性的,后两个成本是体制性的。在日益变化的国内背景和国外背景下,“中国模式”变得内外交困。

曹天予:《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0页。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的“历史末日”的模式,它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23-24页。

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同时也与“亚洲模式”非常接近,但也有其特别之处。⑥

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6页。

注释: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曹天予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指市场经济向西方开放,以与传统的以计划经济和与西方对抗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这样,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在实践中如何评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2011年9月,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题为《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一文认为,中国克服了3年前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混乱的泥沼当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内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最终将战胜发达国家民主资本主义的观点。文章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政治和经济两层意义。政治方面是指威权主义国家。另一个层面是经济。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过去30年一直追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带动了出口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再次依靠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受益于巨额的刺激经济措施。中国模式一大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但他认为,并不能因为这一切就简单地认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看短期的业绩,而要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能够经受住考验。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课题。首先,如果全世界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那么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就会行不通。这种不平衡也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资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国消费者,估计不会再次扮演同样的角色。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内需以取代出口,但看不出会有多大的进展。其次,不管是怎样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巨资,最终总免不了要出现浪费。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资金被大量的办事机构和工厂所挥霍。如今,三峡水库、高速铁路等许多大肆宣传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暴露出了问题。这就是一味追求速度的结果。最后是民主所具有的根本价值。随着教育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多,人们将越来越无法容忍代替他们决策的威权主义的政府。

印度尼赫鲁大学索南达·森教授从关于“华盛顿共识”的适用问题出发,认为人们已不再相信它,它也不再是一个和这里的人们有相关联的共识,它的基础看似是临时的实验,从而对现在中国发展模式或“北京共识”对于和这个国家相关的人民,比如工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有没有权威性问题表示质疑。

袁子林:《忠言逆耳》,

严书瀚提出:“中国发展道路举世关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特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世界影响的重要原因在于:形成并提出了与这条道路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13亿人的主心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影响,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讲过头话,关键是对此要作出如实的、谨慎的而又充分的估计。”

哈佛大学傅高义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邓小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不觉得中国是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发展这么快也是派了好多人到外国去学习,引进技术,引进很多新的管理办法,这对中国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其他国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情况做。”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就有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之类的语言开始出现在中外学术文献中。

①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3—415页。

李君如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著文称,当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就是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将这一模式看作“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选择。他认为,中国模式有五大特征:国家资本主义;改革政策的渐进性;对外开放;政治专制;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中国道路”,绝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埃及前驻华大使马哈茂德·阿拉姆指出,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的试点制。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中国的应用往往从特区开始,成功之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如此摸索出—个本土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中国道路的第二点经验是“集中决策但不集中实施”。负责“非集中实施”的地方领导通过具体指标来衡量绩效,包括吸引资金、创造就业、开发区域内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做法能有效调动地方利用各类资源促进本地发展的积极性。中国道路的第三点经验是不断推动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这包括重视教育和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吸收全球化的理念,并且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有的特质。

许小年:《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

季塔连科:《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远东问题》2004年10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和中宣部理论局何成、宋维强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方式亟待改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

刘卫民:《中国模式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国在成功方面和其他国家采用的办法是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第二,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效果,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第三,从政治来讲,是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

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詹姆斯·费罗斯:《中国模式出不了本土“苹果”公司》,

⑨安赫尔·比利亚里:《“中国模式”在国外赢得拥护者》,

法国《欧洲时报》刊载《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一文指出,回顾中国30多年来各阶段的成长历史就会知道,没有不改革的中国道路,也没有无旗帜无路线的改革。中国道路的精髓就是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因此形成了“中国道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⑦

阿根廷安赫尔·比利亚里发表题为《“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赢得拥护者》称,西方正因债务危机、无力创造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而悲观失望,与此同时,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赋予的地位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中国政府到海外投资,借钱给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提议将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也只是时间问题。⑨

⑥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8-133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风暴,继续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更加关注并热议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归因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是我国坚持“中国道路”的结果。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求对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

⑩恩里克·凡胡尔:《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

李剑芒:《中国模式还能走多远》,

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论持反对观点的基本上可分为二类: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二是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

一、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③詹得雄:《“中国模式”彰显世界意义》,

主张“中国模式”论

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7—45页。

荣剑:《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雷颐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表明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国家的转型道路乃至“定型”之后的形成,都不会完全相同,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但大体而言,一些重要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有普遍性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向世界普遍性因素靠近的。

有人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中国现在最重大的问题是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在的模式运行下去了。此时此刻,“中国模式”还有一定的能量和惯性,还没有走到尽头。至于还能持续多久,三年五载大体没什么问题。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还有大概9年的寿期。

贺雪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城乡二元结构。他在多篇论文中论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以一亩三分地为生。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应长期坚持。

李其庆指出,“中国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其中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特点以及国情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因此,我不赞同“北京共识”的提法。但是并不排除中国道路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构成要素具有普遍的性质。

秦晓指出,“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价值”。他认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辨”。他强调,“特殊论”是伪命题,“取代论”是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指出,现在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所以,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真的。他进一步强调,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中国道路”的价值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有待时间检验》,参考消息网,

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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