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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和创造,陈云对从

文章作者:中国历史 上传时间:2019-08-04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史上,经济体制发生了两次剧烈的变革,经历了两大转型期:一是1949—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型并力图完善它的时期;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又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断完善它的时期。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这两次经济转型中,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实事求是的政策推进。

陈云在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和考察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不懈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陈云经济思想。陈云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观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主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重温陈云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观,对于促进当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自陕甘宁边区后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发展历程。其间,坚持计划与市场统一的陈云经济思想,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两次经济转型

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保证民生

〔摘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是一位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实践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历来重视陈云经济思想。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度信任陈云,并多次赞扬他经邦治国的才干。20世纪60年代初,经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出:“中央同意陈云同志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也基本同意李富春李先念两同志的讲话”,“中央希望你们接到陈云等同志的讲话以后,在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认真讨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立即行动起来”。(曹应旺:《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刘少奇还指示有关同志将陈云1956—1961年关于经济建设的有关讲话15篇,整理成为《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分发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实际上编辑了最早版本的“陈云经济文选”。

第一个经济转型时期(1949—1978年)

陈云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在搞好建设的同时,要照顾国计民生。这是陈云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深入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来利用资本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邓小平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道路,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巨大突破,而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成为国内外学者重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陈云经济思想只在关键和危机时期才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贯彻并没有形成制度。直到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地肯定,陈云关于新中国31年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此后,才从决策层次上解决了陈云经济思想的贯彻问题,并为后来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但由于陈云经济思想是关于宏观决策的理论体系,主要运作于决策高层,涵盖于全局,见效于全国,而学者们受“专”于一隅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所以对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视,远远逊于中共其他的主要领袖。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指出这种不正常现象说:“令人吃惊的是,尽管陈云具有如此杰出的地位,但他却没有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美]大卫•M•贝奇曼著,孙业礼等译:《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当前,系统考察陈云的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1978年,是中国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过渡并试图巩固计划经济的阶段。1949—1952年期间,新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并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1953—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计划经济建立了前提。这一时期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基础的,除了国家投资和国营企业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外,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都是指导性计划。从1957—1978年的22年,是中国试图健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阶段。

陈云始终强调国家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20世纪50年代陈云明确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①他强调在制定经济政策、确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以国力为基点。具体来说,在决策投资规模和方向上,要全面安排、保证重点、照顾一般;在处理财政问题上,要量入为出,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在基本建设的决策上,要视国力而行,按先生活、再生产、再基建的原则安排,要避免赤字投资;在组织扩大再生产上,要依照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次序进行;在引进外资上,要逐步研究,认真分析,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考虑国内的还债能力、配套能力和消化能力。当年所有这些具体的经济决策都要求以国力为出发点,作为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科学依据。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既符合经济发展的本身规律,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一、通过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走出了一条“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新道路

二、建国前陈云的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纵览

纵观20世纪的计划经济,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最极端化的模式。与其说它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不如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在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手段。计划经济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革命建立起来,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迫,因而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能够较快实现超越。

同时,陈云强调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保证民生,其次保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再次才保证基本建设。20世纪50年代陈云明确指出:“为了照顾民生和建设,应该是在照顾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民生条件下来搞建设。在物资的分配上,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需的民生的生产,保证必需的民生,有余再搞建设。这就是既要建设又要人民,这样的建设才是可靠的。”(《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页。)着眼于中国农业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陈云尤其强调: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粮食定,天下定”(《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20世纪60年代陈云进一步指出“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同上书,第210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陈云又进一步强调:“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同上书,第350页。)充分体现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重要战略思想。

以什么样的途径和形式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勇气和魄力反复强调:“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7—168、351页。)。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辟了一系列利用资本主义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陈云商品经济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这实际上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目标。计划经济的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二、经济发展必须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

第一,通过利用外资,促进了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陈云在中国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上海度过青少年时期,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做过店员、推销员,主持过为临时中央筹集经费的新新公司等商业经营机构的经营事业,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受到共产国际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陈云在人生世界观形成关键阶段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当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奠定了认识现代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实践基础。

简单地说,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陈云注意到环境资源对于经济建设的规模具有很大的约束力,这二者之间必须协调一致,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高增长。

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使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资金非常缺乏,要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要依靠自身积累,一方面是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强调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使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8、199、198—19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和两个历史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商品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和终将消除的历史范畴。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不可能一下子被消除,这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第一个历史课题。他们留给后人的第二个历史课题是,只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和必将最终消除提出了预见,并没有就商品经济存在的时间长度给出明确答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经济转型期(1979—2009年)

对于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陈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要计划生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张。他说:“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同上书,第68页。)新时期拨乱反正以后,陈云重提这一主张,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建议,再次强调“人口问题解决不好,将来不可收拾。”(《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1980年6月他在就计划生育问题给陈慕华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同国民经济计划一样重要。”(同上书,第466页。)由此可见,陈云非常重视人口资源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把控制人口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决策来抓。

为了广泛而有效地利用外资,邓小平根据国外利用外资的有益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利用外资。在实践中,中国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引进了大量的海外资金。利用外资的形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吸收国外间接投资,包括国外各种贷款、存款及在国外发行债券、股票等;二是吸收直接投资,包括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独资经营、补偿贸易、租赁业务等;三是接受国外的各种无偿援助,有货币的、商品的和人员培训等。但利用外资主要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国外的公私贷款。1992年以前,中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对外借款,特别是政府贷款,外商直接投资较小。1992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大幅增长,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陈云对马克思生产和流通关系规律理论的发展。陈云基于在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上海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期间对商品经济的了解,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特定经济社会环境的认识,从经济社会大循环的高度清醒地指出:生产要经过交换,没有这个过程,生产就要陷于停顿,社会就不能发展。所以,交换过程对于生产有决定意义。(《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对陈云的这一重要论断,国内理论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陈云的论断恰恰准确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明确了中国经济社会仍然处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为确立发展商品经济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为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如果细分,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陈云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新中国建立后的长时期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未能很好地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状况却在进一步恶化。在总结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陈云及时指出:“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1979年6月他在给李先念、姚依林的建议信中,指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水资源问题;二是工业污染问题。(同上书,第263页。)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呈上升趋势,陈云进一步提出要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提高到大的国策高度来认识,并指出,在这方面要舍得花钱,“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同上书,第364页。)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针对一些人担心会不会由此而导致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给予了明确回答。他认为,在利用外资方面,眼光要远大,胸怀要宽广,要允许人家赚点钱,从长远看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9、351页。)在南方谈话中,他还严肃地批评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陈云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的内核

11978—1991年为第一个阶段:试图改革和完善计划经济阶段

此外,陈云十分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对资源采取掠夺性开发的现象,陈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要看到,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同上书,第366页。)陈云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协调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告诫我们,既要积极发展经济,又要有效保护环境资源,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利用外资摒弃了过去那种“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陈旧观念,打破了“不用西方世界资金”的禁区。通过向发达国家举借外债,不仅解决了中国建设资金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和大量就业岗位创造的问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快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进程。从总体上看,引进和利用外资带动了全球生产链条向中国的延伸,加深了中国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拓宽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国得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陕甘宁边区时期,陈云的商品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1.灵活实施等价交换。面对小农经济直面大市场的实际,实施等价交换的基本措施是:确立发展商品经济思想,坚持对内完全自由、对外基本自由的方针;既要实施宏观调控,又要以经济手段为主,把握市场物价走势,掌握商品交换的主动权;组织出口商品必须以销定产、以质取胜;要在保持边区内部物价平衡的前提下力争多出口;薄利多销,以少求多;盘活资产,多存活货、不存死货。2.实施统筹全局经济的原则。坚持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3.建立宏观调控制度。统一管理必须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市场供求平衡、外贸进出口平衡,建立统筹全局的制度体系。4.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具有领导革命战争本领的同时,要熟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要明确和把握整个运行程序的各个关键环节,“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实现从领导商品经济的外行到内行的转变。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开始转轨。简单地说,中国的经济开始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三、经济发展必须以效益为中心,注重内部协调发展

第二,通过引进技术和人才,有效地缩短了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实践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的“三位一体”模式

这个阶段,以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允许开放搞活,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农村实行家庭经营,允许“三资”企业。这种基础的变化,必然使得经济运行中有一部分处于计划经济之外,这就需要市场调节。于是,这个阶段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引进市场调节,带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性质。但是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和范围看,毕竟还属于计划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是随后出现的经济混乱又导致政府加强了计划管理。

效益是经济发展的灵魂,没有效益就谈不上发展,可持续发展以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作为新中国早期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同上书,第158页。)实践已经证明,以效益为中心的陈云经济思想,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针对中国科技力量比较薄弱的现状,邓小平十分重视通过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他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167—168页。。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尤为迫切,“中国人口这么多,地方这样大,同自己在国际上应该尽的责任是不相称的。这方面我们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国际上的帮助。我们需要引进很多技术,带动我们提高。我们要真正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我们的现代化只跟在别人后面走是不行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不敢于并善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人才和经验,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陈云在主政东北全境解放区经济恢复和建设期间,其经济思想完成了第一次整合。1948年8月,他在《中国职工运动当前的总任务》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经济计划管理的“三位一体”模式。1.国民经济计划化。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层面,陈云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把计划性“提到第一位。要使一切国营、公营企业,都能经过调查研究和全盘筹划,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2.经营企业化。对于基础层面工厂的经营,陈云十分明确地提出:“第一要企业化”,“只有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才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产量多、销路广的目的。”3.管理民主化。对于新社会的企业制度,陈云提出,实行集中领导下的管委会、职代会、生产小组三级民主管理体制。其中主要包括民主化用人制度,个人负责制度,质量检查、奖罚制度,技术干部培养选拔和管理制度,按劳分配的工资分配制度等符合商品经济要求和现代企业运行机制的制度体系。

21992—2009年为第二个阶段: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陈云一贯主张经济发展要做到综合平衡,注意经济建设内部的协调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提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他强调用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四大平衡原则来衡量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局。至于经济建设如何做到综合平衡,陈云认为,一是“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同上书,第212页。)二是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要瞻前顾后,要做到对全国经济建设的通盘考虑,不但要考虑本部门内部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还应全面安排产品的各种质量指标;既要看到现在,又要回顾过去;既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三是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四是在综合平衡中要注意发展农业问题。农业对国民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保证农、轻、重的适当比例关系,使国家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引进先进技术可以避免漫长的摸索过程,加快技术发展的速度,可以减少研制经费,节省建设资金,有利于推动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发展,是一条花钱少、见效快的赶超先进国家的捷径。但技术设备的引进应全面规划,有步骤有选择,量力而行,讲究实效。引进和吸收国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工艺、新经验,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消化、创新和推广,迅速提高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以增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实力和地位,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基本架构

这个时期中国价格基本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对外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成为调控企业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

陈云关于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思想,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形成的。这一思想阐明了一国经济体系的健康运行,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其基本特征,没有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就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技术引进,中国加速了自身技术能力的积累,实现了全行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企业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缩短了同国外的技术差距。在人才引进与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改革开放之初每年几百人到现在每年数十万人,这些外籍专家活跃在中国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金融、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后期,经济体制中计划与市场关系从协调走向排斥并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实践推动陈云经济思想实现了第二次整合,构建起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架构,其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1996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是“短缺”时代的结束,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第二,深化改革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过去那种改革目标和动力,一致转变为权力和资本成为强势而农民和雇佣劳动者成为弱势的格局;第三,中国的经济规模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第四,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境外经济的涨落哪怕是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中国的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四、经济发展必须协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改革旧的经济体制

第三,通过对外贸易,形成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格局。

1956年,陈云指出,继续无区别地实施已经不再适用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政策,一是产销关系违背以销定产的商品经济原则,导致生产中忽视产品质量,部分社会商品质量下降;二是割裂商品经济供求关系,导致市场商品供求关系失衡;三是市场管理中公营经济独家经营形成的垄断低价,导致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总量减少。尤其突出的是,计划管理体制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倾向。

因此,在这个阶段,与完善市场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并行不悖的,是中国再次强调了政府之手的作用,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配套政策和措施;2004年的加强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2005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的工业反哺农业和统筹城乡发展;2008年的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等,都反映出政府之手的调节作用不仅到处可见,而且越来越重要,甚至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对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计划经济体制所显示出来的一些弊端,陈云主张建立一种可行的、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新经济体制。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陈云指出:“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许可范围内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同上书,第13页。)陈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决定流通的原理,提出了改革社会主义的流通体制,建立一种统一灵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市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从而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突破了原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模式,为此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发展对外贸易是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持对外贸易的增长势头,使进出口贸易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相应份额,那就不可能获得国际分工带来的比较利益,就谈不上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问题,当然也更谈不上发挥经济比较优势,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合作、竞争与互接互补。

陈云矫正计划体制高度集中的基本思路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大体恢复一九五三年冬季以前的办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陈云预见,实施这种模式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经营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之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就是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二、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探索的贡献

随后,陈云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上述观点。陈云认为,在市场调节下,按价值规律调节,才可能克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克服盲目生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强调:“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同上书,第246页。)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陈云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笼子”和“鸟”的关系,他把社会主义制度比作“鸟笼”,把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运行方式比作笼子里的“鸟”,“鸟”在“鸟笼”里可以任其飞翔,但是不可以飞出“鸟笼”。“鸟”与“鸟笼”的比喻旨在强调既要引入市场机制搞活经济,又要防止“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这里的“国家计划”实质上就是指政府的宏观调控。这一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设计探索,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这一经济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也不能单纯依靠计划,否则都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陈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论述,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探索。

改革开放开始后,针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缓慢的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他在1979年10月就批评说:“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0页。)1985年4月,在会见欧洲国家领导人时,邓小平又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1986年6月,他又强调说,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还要研究提高产品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159—160页。)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已经包容了经济结构、生产经营、计划管理体制的各个领域,实现形式已经具体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架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呼之欲出。美国学者大卫•M•贝奇曼评价说,陈云“会因为首倡利用市场补充计划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他的这些观点是中国所有改革的起点。”([美]大卫•M•贝奇曼著,孙业礼等译:《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特别是此后20多年并没有实行。所以,陈云的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还没有升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计划管理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手段,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一起,被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由于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到1986年他退出领导岗位到中顾委工作,近40年来,他全程参与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转型,并在其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不懈探索和远见卓识,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是已经深入人心,对1978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起到了启蒙作用,而且发挥了指导性和纠偏性的作用。

陈云主张要改善中国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针对传统所有制管理模式,陈云指出,在公私合营中,对个体经济不能搞一刀切,应鼓励社会主义个体经济的发展。它可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他还指出,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在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陈云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与此同时,陈云认为,计划经济不能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并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国务院1957年讨论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时,陈云指出:“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同上书,第87页。)并且还提出了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充分实现企业的民主管理;要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等毛病,以增强企业活力等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和意义,对于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利用沿海地区优惠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和实行外贸体制改革等,有力地推动了外贸事业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以质取胜”的外贸发展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健康发展。现在,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两种” “四跨”的模式

从“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起,中国就开始明确宣布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1956年底,提前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急剧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如何有效实施计划管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优越性,是摆在当时经济工作主要领导者陈云面前的头等大事。对此,陈云通过对中国计划管理复杂性的认识和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五、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协调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的关系

完全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和开放发展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既要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同时又要开拓国际市场。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实际上也做不到。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开放历程来看,第一步的重点是“引进来”,否则就不会有“走出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进来”战略,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有效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具备了将一些技术和产业向国际上某些市场转移的条件和能力。在此基础上,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走出去”的开放战略,要求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发展空间。“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20多年中,基于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暴露和认识的深化,陈云经济思想完成了第三次整合,其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也提升到了新的更高层次。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远没有达到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仍然是“靠天吃饭”。因此,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信息的及时获得和及时处理问题,就成为制订正确计划的最大难题,而且几乎看不到这种困难因工业化的进展和计划人员的加强而可以明显改善。

发展经济应在适应国情的前提下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勇于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这是陈云一贯的思想主张。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提出要做好外贸工作,建立出口商品基地。他认为,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同时,陈云平时十分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状况与趋势,1973年陈云受周恩来总理委托,研究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有关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陈云主张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并提出应恢复金融研究所,担负起全面的经济研究。要研究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特别是对外国银行给我们的透支便利进行利害估计。他强调:“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同上书,第218页。)对于在当时现实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举借外债所存在的思想障碍问题,陈云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同上书,第219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现状,陈云及时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并进一步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国家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但要保持头脑清醒。

二、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转变

从“三个两种” 到“鸟和笼子”的升华

计划决策者难以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不仅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复杂多变和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的,在此过程中,有关机构和人员很自然地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偏好对信息加以过滤甚至扭曲。例如,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一五”计划草案第四稿时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陈云十分强调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的关系问题,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原则。他主张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只讲自力更生,否认外援,实行闭关锁国的方针;一种只讲对外开放,忘记了自力更生为主,企图靠借债一下子买一个现代化。陈云认为,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行不通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但对于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同上书,第254页。)同时,对于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他反复提出如下基本原则: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借到的外债只能用到最关键的项目;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定案时宁慢勿急;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和改造上,在此基础上引进新技术等等。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协调好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的关系,是陈云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观又一重要体现,对于当前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也是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尝试。经济特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调整。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陈云计划与市场统一的思想进一步提升。1979年3月,陈云在起草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系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史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极其新颖的“三个两种”思想,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场经济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确定这两种经济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是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这两种经济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经济部分都相应地增加。1982年底,他又深刻揭示了计划调控与市场经济的联动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鸟和笼子”,提出“笼子”可以根据市场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鸟”则可以在“四跨”(跨地区、跨省、跨国、跨洲)的广阔空间活动。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陈云经济思想经历第三次整合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陈云通过自己对问题的观察和工作实践,很注意将复杂的计划管理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对待。第一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层次,这是实现计划经济优越性的关键;第二是国民经济的微观运行,即各种经济成分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注意解决计划经济激励不足和管理太死的问题。(这是笔者根据陈云在“一五”计划期间的言论和措施总结出来的,尽管当时没有“宏观经济调控”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始终存在着这个任务。)1956年7月,陈云指出:“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在“一五”计划后期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也就可以很好理解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了。

六、结语

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参照国外创办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经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性地提出在广东、福建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由此诞生。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这样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认为“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对于经济特区,邓小平强调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3页。)邓小平所说的这个试验,就是利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建设中所积累的各种先进的经营方式、方法和管理经验来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

“三个两种” “四跨”模式的理论透视

1956年7月,陈云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组成有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8月23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工商业改造的组织形式问题座谈会上又提出:“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这种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因为它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同上书,第99页。)陈云进而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对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它所起的作用,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没有破坏性。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增加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同上书,第100页。)9月,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根据建国以后管理经济的经验,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陈云经济思想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陈云经济思想中的协调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素材。

在经济特区的建设起步之后,邓小平于1984年初又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这些意见为中国更大步伐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198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沿海其他地区。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比照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一是通过沿江开放,加快长江流域的发展;二是通过沿边开放,使边境城市、沿边口岸进一步开放;三是开放内地省会城市,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施倾斜政策。由此,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1979年初,陈云明确使用了市场经济概念。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陈云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谋划,十分明显地显示出了调整外贸战略重心和利用国际资本,准备和筹划对外开放的战略意图。80年代初,他形成了系统的与国际资产阶级打交道论(如帝国主义本质论、欢迎之中要警惕、利用外资要清醒等),尤其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统筹利用国际资本论思想。至此,陈云经济思想的发展,实现了整体提升。实践范围从摆小“摊子”、开“商店”、办大“公司”扩展到了“四跨”;经济模式从“三位一体”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上升到了“三个两种” “四跨”;其间市场的覆盖面从小自由、“补充”和“大补充”,上升到了市场经济的层次;计划与市场关系从“主辅”,提升到了“鸟和笼子”及涵盖整个经济社会的“三个两种”并存的层次。

陈云不仅提出在计划经济下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且亲自领导了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实践活动。在中共八大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设想后,1956年10月,陈云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指示》在充分肯定了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好处的前提下,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管理农村自由市场的办法。而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对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发挥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运用市场机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参见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综观陈云经济思想中的协调发展观,体现出如下思想精髓:

这种开放格局不仅调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把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辟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首先,由建立经济特区而开启的对外开放,改变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的教条,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与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由建立经济特区而开启的对外开放,改变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教条,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根本上消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观念。再次,由建立经济特区而开启的对外开放,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那种“非此即彼”“宁‘左’勿右”的绝对化思维模式,逐步形成了亦彼亦此、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合作性思维。

“三个两种” “四跨”模式: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明确界定了商品经济“四跨”的活动范围,明确计划调节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两种经济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并都相应地增加的发展趋势。所以,陈云经济思想实现了从有计划商品经济思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飞跃。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三个两种” “四跨”模式除了具体表述与中共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所不同外,本质则完全一致,客观上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三、陈云在经济转型初期的伟大贡献

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协调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陈云一贯注重调查研究,注重了解国情,强调对国情、国力进行科学分析,主张用90%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来科学决策。建国初期,陈云亲自领导和部署了经济领域的三大战役,就充分体现了他注重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领导工作中,他在许多的重大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政策主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向前发展。陈云晚年时期十分反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反对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他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无从谈起。

正是在中国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实施全方位开放、从狭小范围的开放到多层次宽领域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艰难谈判,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此,中国的开放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的新阶段。所谓制度性开放,就是指根据国际规则的开放,是法律框架下的、可以预见的、全面的开放,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再是以国内政策引导为主要动力的开放,而是以制度和法规的形式约定的开放。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今最大的全球多边贸易组织,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极大地推动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步入了法制化、制度化的开放轨道。制度性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具有了制度保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利用与合作关系创造了更加稳定的条件和环境。

五、陈云经济思想中计划经济说辨析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逐渐扩大,直至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机制,而计划管理的范围不仅逐步缩小,其方法也逐渐地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指导性计划为主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伴随着两个方面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一是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改革逐步深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多,集体所有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上摆脱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二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大,同时国家计划管理的手段也多样化,指导性计划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和经济转型,陈云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经济体制渐进式的平稳转型作出了伟大贡献。

改善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是陈云经济思想协调发展观的根本目的。陈云认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根本目的。他始终坚持:经济建设,必须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要位置,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决策,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陈云主张应当采取一切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来稳定市场,从而来稳定价格,不让人们生活受到影响。即使是在困难时期,也不能以损害或者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如果基本建设妨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决策。

三、通过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统一论贯彻于陈云经济思想发展的始终,本是客观存在。但在种种迷雾笼罩下,历来坚持计划与市场关系协调统一的陈云,被误解为计划经济说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这的确是经济学史上的一大冤案。

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的伟大贡献,除了人们都非常熟悉的调整国民经济,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宽松的经济运行环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自由市场、支持包产到户,使经济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取得成功;大力开展惩治腐败、加强党纪、党风和监督机制建设等功不可没,这里不再赘述外,更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贡献是在当时以“开放搞活”、“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中,一再强调计划的调控作用。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很难看清楚陈云的贡献,不仅不明白陈云为什么在人们都已经接受和推行他过去积极提倡的市场机制时,卓尔不群地强调管理计划的作用,而且不明白陈云这种做法的深刻意义和重要性。但是当我们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搞活”和“放权让利”,放在当时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和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尚未形成对地方政府有效制约的背景下,就会一目了然了。

保持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诸要素的全面协调,是陈云经济思想协调发展观的核心内涵。陈云始终强调经济建设必须稳妥,要逐步推广、稳扎稳打。而要使经济持续稳步前进,就必须协调好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陈云认为,发展不应该是单纯追求速度、规模与数量,而应该是在提高效益、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去实现速度、规模和数量的增加。同时,要做到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意处理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关系。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曾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难题。由于复杂的原因,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曾形成了一种广泛认同的观念,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便成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旧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以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跨越了横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道历史鸿沟。

第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暂的经济恢复时期后即开始实施既定的赶超战略。在国力不足和资本积累未完成之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最有效地集中有限的人、财、物力,计划经济体制乃是必然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长期实行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等大政方针,都是实施赶超战略的要求。新中国经济史证明,实施赶超战略期间确实发生了集中过度的一系列问题,而陈云的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恰恰是在不断矫正计划体制的实践中逐步发展的。

众所周知,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同一时期各自调节的范围和深度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其得失完全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取决于总体经济运行的效益最大化。

陈云经济思想的协调发展观充分体现了将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进行科学的结合。尤其突出强调了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全面统筹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协调、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当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决策的自觉性,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当前不断在实践的探索中,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统一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由来已久,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大跃进”是赶超战略的具体化,也是计划排斥市场和市场调控走向高度集中的加速器。但陈云一贯坚持综合平衡,主张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历来反对和努力制止“大跃进”式的赶超。陈云反复重申:“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同上书,第281页。)。

陈云是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应该利用市场调节机制的国家领导人,并在1978年以前亲自领导过两次实践。但是,在1978年以后乃至整个80年代,我们看到,陈云除了坚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外,还特别强调要发挥计划的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鸟笼经济”思想。这是与当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环境分不开的。陈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生产和基本建设材料供给问题时就说:“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成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1979年3月,陈云又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同上书,第253页。)这里所说的项目都是国家投资项目,显然,没有中央的计划和综合平衡,在当时“放权让利”的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各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重复建设、“钓鱼工程”和浪费现象。因此,在1982年1月25日,陈云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计委的工作难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同上书,第311、305—308页。)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把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由来已久。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没有市场和没有货币的社会,公有制不能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这一大问题。

第三,发展商品经济是陈云一贯的思想。陈云从未将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或将某一面强化到否定另一面的程度。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历来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在市场受到排斥之时矫“左”,在计划受到冲击之时断然反右。他的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正是在矫“左”反右的实践中,探索计划与市场的辩证统一。

1982年12月,陈云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总结前几年改革开放经验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同上书,第320页。)陈云这里所说的国家计划,是动态的,范围可大可小的,实际上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以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事实为依据,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产品生产代替商品生产、劳动券代替货币流通和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的社会。这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点,这些设想就不可能变为现实。因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和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根源,只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积累,才会有这种社会主义新形态的出现。但是,后来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社会主义并没有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设想强行搬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五,计划管理并非就是计划经济。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都是管理社会化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必然选择,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组织社会化大生产,都必须实行宏观计划管理。陈云一贯力主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长期并存,是在否定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前提下,主张加强宏观计划管理。

如果没有陈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经济转型中强调和运用中央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调整经济结构、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经济转型不仅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可能国民经济的运行波动会更大,甚至会出现失控的局面,并由经济混乱导致政治动荡。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主张,影响着他们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几乎全盘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提出要以“产品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主张。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后,列宁意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里要立即消灭商品生产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商品、货币这条迂回的道路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他又明确提出了发展商品交换和市场关系的思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设想,把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关系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提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列宁也由此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应该存在商品货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列宁当时并没有形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看到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自然也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宣告结束。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在二元公有制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排斥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关系。

再现陈云计划与市场统一思想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史实,显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破解经济学永恒主题的创造和重大贡献,不仅有益于廓清历史迷雾,消除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且有益于继承成功的历史经验,继往开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苏联所形成的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样板,从而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改革前,中国经济体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排斥市场,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搞商品交换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在经济生活中基本上消灭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

第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社会主义也不能只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

要破解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就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区别开来。邓小平从中国改革刚一开始的1979年11月,就针对在计划、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之间划等号的观念,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1985年10月,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又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此后,邓小平再次强调:“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1992年初,邓小平在巡视南方过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203、364、367、373页。)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给市场经济之前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是不正确的;二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品,资本主义也存在计划,也会搞宏观调控;四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计划和市场这样的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五是判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善于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就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虽然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它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纠正了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把资本主义国家归结为“市场经济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计划经济国家”的观念,摆脱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思想束缚,不仅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开辟了一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正确道路。

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突破,必然推动中国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进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创造性地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深刻分析计划经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要大胆下放权力,尊重价值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开启了对中国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序幕。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概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时,明确写上了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内容。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一提法虽然未能超越“计划经济”这个大框框,但承认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对于突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据和运用价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把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否定了,是由计划经济转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根据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思路。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展开。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和中国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出现了争论,焦点是搞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正当社会上激烈争论的时候,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十四大明确地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合作、交流也推向一个新阶段。

四、通过“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与实践,形成了在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条件下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由于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借以产生的基础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别。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脱离实际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和保留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必然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主体”思路。他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219、172、65页。)。他还说:“发展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吸收外资、合资经营等都不可能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只会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05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结构。这种主体与非主体并存的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主体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非主体地区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与其他所有制经济这个非主体的共同存在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首先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即在整个国家的主体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允许某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某些特殊地区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存在,是同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构想从政治角度看,是为了结束国家的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一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一国两制”构想所开辟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着深刻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的并存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的共存是一种主体与非主体式的并存,是主体与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处于同一地位和平分秋色的关系。对此,邓小平进行了反复阐述。他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五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所以,“‘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217、219页。)。由此可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二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并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说的“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是具有特定涵义的,这个“小地区和小范围”就是特指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而不是说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三个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香港、澳门问题是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将长期占领中国的固有领土归还中国的问题,是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主权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统一,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是,这三个地区在较长时期里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在讲到为什么要在香港地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时,邓小平说:“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02、86页。)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三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顺应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既尊重了历史和现实,兼顾各方实际利益,又有利于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稳定及相互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并存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重要国策。针对有人担心“一国两制”的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邓小平将其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50年不变及50年后也不会变的观点。他说:“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103、215、73页。)。为了保证“一国两制”的政策长期不变,1982年全国人大在宪法条款中作出了相应规定,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四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小范围区域资本主义的存在,不仅不会伤害社会主义,而且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并保持统一后台、港、澳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对于保持和促进大陆这个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常有利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既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实行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学习台湾、香港、澳门的经验,使社会主义的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之间的市场、资金、技术、人才、贸易和管理经验互通有无,相得益彰,使一个国家内部的两种制度由对抗和斗争转化为共处与合作,既会有力地推动台、港、澳地区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也会有力推进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非主体地位的共同存在和发展方面。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担心利用资本主义会冲击社会主义并走向资本主义。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110、142页。)。通过不断改革,中国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和实践越来越深入,从主张单一公有制到允许非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再到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以往人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时,总是把社会主义看成“纯而又纯”的社会。其实,“纯粹”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和不完善向比较成熟和比较完善过渡的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之中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只能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尽管在非主体成分中,那些资本主义的因素难免会对社会主义的主体成分产生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但从总的方面来看,非主体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极大地深化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这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开辟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注: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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