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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五

文章作者:中国历史 上传时间:2019-08-04

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体现。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次“革命”有着本质区别,不能直接划等号。从对象和性质上看,“第一次革命”,很显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改变。“第二次革命”,则是在坚持“第一次革命”已经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具体体制方面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对既有制度进行根本否定;而且,之所以使用“革命”这一字眼,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具体指向的,即“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进而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发生“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此外,根本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次革命在形式和方法上的明显区别:“第一次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等急风骤雨的方式来实现,而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确保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这两次“革命”具有本质区别。

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艰辛探索

我们之所以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从历史上说,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现实来说,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发展起来,即使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西方的附庸国;从理论上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凝聚力,才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所以,自建立新中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却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一再出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特征的现象。这就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甚至反而遭到质疑。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在谈话中逐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的谈话,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最能展示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提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某些条条框框。

改革开放道路的提出就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紧密结合起来的典型表现。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因此,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怎样坚持”的问题: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和政策,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这就突破了把已经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新路。由于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领域中去,又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去弥补和克服市场所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消极方面,因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

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论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这一论断是对前一论断的补充和升华,如果说前一论断主要运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侧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层面作了界定的话,那么,这一论断,则主要运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侧重从改善生产关系的层面作了界定。它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绝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充分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改革不是笼统地什么都要改,而是要坚持“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改什么、不改什么,要具体分析。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其所著《邓小平传》中专门引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并认为这段话和对“左”的危害的认知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所在,将永载史册。

很显然,搞社会主义是对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个好制度。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有特殊的复杂性。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

[摘要]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关系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以下五个论断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重温这些论断,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特别是有助于澄清一些曲解和误解;有助于透彻理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论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在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噪音杂音的错误实质,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第二、寻求悖论:不以姓“社”、姓“资”为基本的认知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习近平;两极;分配方式

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还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上书,第373页)有人认为中国这样搞现代化,是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此种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它当作方法而不是当作目标,既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也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第二次”是相对于“第一次”而说的。“第一次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第一次革命”的成功,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和关键基础。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第四,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广大劳动群众当家做主,最大限度保证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自由和平等权利。

一、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的紧密结合

由此可见,邓小平具有典型的逆向、指实的思维特征,在这种思维导向之下,他的思想颇具批判性、实用性和进取性,他的思想不仅改变了中国,亦影响了世界。

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了。归纳起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越来越密集的关注,涌现出了破解“中国之谜”的无数“答案”,其中有不少“答案”刻意避开乃至抹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就实质来说,中国道路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

总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是从改革的首要目的,即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推动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变革”和飞跃性发展这个意义上说的,不能脱离具体指向和语境抽象言之,更不能将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进行简单类比和等同。

这里还应指出,从思想史的视角看,邓小平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一个过程,也是他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理路。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相反,“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第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坚持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而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特别是破除那些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将其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一、不是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取得了成就、遭遇了曲折,留下深刻的历史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具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已经说明,“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不可能一建立就完美无缺,“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而且,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加之又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以致走了弯路,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作为“好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进而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具体体制。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8页。),也就是要改革邓小平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在22年前,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定势和规范的问题。按照既定的思维范式,人们很难自觉厘清问题的真正本质,理性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进而建立科学的认知标准。而这些问题在思想上不能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注意到,邓小平非常巧妙地尝试从人的思维模式入手分析问题,力图使人们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一方面,他要求并鼓励人们摆脱思想束缚,养成“冒险精神”,即要具备“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敢于走出新路,干出新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人们存在的思想误区,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给人指示了方向。我始终认为,邓小平的下一段分析是其整个“南方视察谈话”的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最富有思想解放意义。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能予以全解。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具体解析深圳特区的经验,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怀疑“利用外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他看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预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体现在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体现在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平等和富裕上。因此,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此外,他还具体阐述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370页。)这几段话清楚地表明,之所以称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是从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说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高度概括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了第一条。

通观“南方谈话”,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但就思想的本质而言,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思维方式。没有理性的思维方式,谈何思想解放呢?因此,我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具有非同一般的理性思维。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时,特别应该分析一下邓小平的理性思维特点,并且从中发现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内容,加以传承。

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神州大地正式确立起来。

一个社会的制度,概括地讲,大致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范畴。基本制度反映和规定着这个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具体体制则是基本制度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讲,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它们规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无论怎么改革,这些基本制度都是需要始终坚守的。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领域的具体制度、规定和做法,则属于具体体制的范畴。对于这些具体体制,可以根据客观实际和实践需要进行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属性。

(本文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为什么邓小平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它与“第一次革命”在性质上能否划等号呢?对此,对小平也说得很清楚。

第二, 社会主义的本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提到改革的性质,人们最容易想到邓小平的著名论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22年前,当中国改革开放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诸省市,发表重要谈话,不仅稳定了局势,而且安定了人心。如今,22年过去了,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似乎已经逐渐忘却了谈话的内在价值和历史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谈话的思想史意义则发挥出潜在的影响,并越发凸显出来。本文结合文本,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对谈话的内涵做一解析,以期丰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内容。

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此可以对我国改革的性质作出分析:我国的改革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根本前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适应、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即通过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具体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发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改革“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但“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也就是说,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改革应该始终坚持的根本前提,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作为我国改革性质定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脱离了这一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存在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任何脱离、损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都是有违改革本意和初衷的。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同上,第364页)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同上,第373页)

为此,邓小平同志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一系列否定性判断,提出来一系列“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表明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一手硬一手软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语焉不详甚至出现认识偏差,那么我国的改革就会走向邪路。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的如下五个论断中。

一、 历史背景

理论基石

应该说,在邓小平发表谈话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实乃多事之秋,震撼世界的历史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终结。

第二,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国家对国民经济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

就当时主要的现实危险,邓小平下了断语:“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参见《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邓小平不负党心民望,适时地发出了自己的深邃见解。他的谈话确立了基本的基调,这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理性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理直气壮地反“左”。他甚至做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必将是“死路一条”。

飞跃性创造

从整个谈话内容来看,邓小平所着力强调的正是时人最感困惑的诸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重蹈资本主义覆辙?是否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如何认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把握传统的反倾向斗争?如何反对“和平演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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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左”的历史与现实危害性

第五,思想文化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人民思想道德水平极大提高。

而在中国国内,众所周知,同样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动荡,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局。执政党和人民荣辱与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怀疑,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如常继续,是否需要改弦易辙?另一方面,始终信奉斗争哲学、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情有独衷的反改革势力重新聚合,重弹历史陈调,企图完全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而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事实上,不可忽视,直到邓小平在南方诸省市发表谈话以后,北方的重要城市仍持反对的立场,甚至欺世惑众,拒绝传达谈话,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反对和平演变”,企图回归“以阶级斗争为纲”。

姓名:杨俊 工作单位:

三、理性思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不同的民族形式和时代条件,不断为社会主义增添新内容,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从总体上说,邓小平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定势,具有浓厚的个性色彩,反映了典型的现代思维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速度和效率。

第一,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第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同志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一系列否定性判断,提出来一系列“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表明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飞跃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

令人感慨的是,为了使后人牢记“左”的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和理性的思想状态,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被写入中共十四大报告,并且又有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以生产力发展理论为基础。与过去孤立地看待通过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不同,邓小平更为关注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以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合乎逻辑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这是谈话开宗明义的问题。针对时人的怀疑情绪,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确如理查德?伊文思先生所识,邓小平“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邓小平传》,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在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邓小平就当时中共党内的思想状态,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直指问题的要害。

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未公开点名地说道,“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因此,在这重大巨变之时,遇险不惧、遇惊不乱,能够保持着清醒和理性,这是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思想挑战,历史也呼唤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把握方向、启蒙民众。

邓小平认为,我们“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同上,第213页)。

第三、指事指实:不能光喊空洞的口号

应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是其整体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的价值难以估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形的成果是,在他的“南方谈话”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走出彷徨,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信心,在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它的无形的思想之果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乃至社会生活观念,使中国人能够理性地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

二、 思想内涵

无论是文章,还是谈话,要理解其真实含义,首先必须弄清楚它发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要把邓小平的谈话放到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去认知。离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进程,离开是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谈话特有的内涵、价值乃至锋芒都无从得以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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