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当前位置:新普京 > 中国历史 > 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法治化,法律人从2014年中国

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法治化,法律人从2014年中国

文章作者:中国历史 上传时间:2019-08-17

一、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成就与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对审前囚犯人权标准已形成一些共识,我国看守所改革中,对已经参加的国际公约人权标准应当尊重,对其他国际准则可以参照。在囚犯人权的具体内容上,国际公约形成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人格尊严不受贬损的权利、与亲属见面的权利、表达诉求的权利、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审前羁押免受酷刑、审前羁押生活待遇等六个具体内容,结合国际标准,笔者认为我国法规尚需完善——

不断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进一步落实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各项措施,便利律师参与诉讼,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救济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司法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确保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受阻碍,当事人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导读】

媒体采访监所制度是言论自由的自然延伸,媒体采访监所来源于公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媒体采访监所是保障被羁押者人权的内在要求。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媒体采访监所的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监所对监所采访持消极态度,媒体采访报道忽视保障被监管人员的权利。将来,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应当规范化,确立既有利于保护公共安全和良好秩序,又有利于保护被羁押人权利的媒体采访监狱的制度,要对采访的审批,采访的主体和对象,采访的时间、地点和次数,采访时携带的设备,对采访过程的监督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我国也逐步认识到看守所执法信息公开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在“被羁押者权利”部分提出:“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制度,将被羁押者权利以及监所有关执法标准、程序向被羁押者、家属及社会公开。”2010年,公安部出台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一批监管场所向社会开放,争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公安监管工作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进一步指出,要完善对被羁押人的安全风险评估、心理干预、投诉调查处理以及特邀监督员巡查看守所等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实践来看,我国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对看守所信息公开已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依法惩处侵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强化未成年人权利保障。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突出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和对性侵害犯罪分子的依法严惩。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实施性侵害、暴力、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刑法修正案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名,对此类行为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2013年至2015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7610件,判处6620人;审结虐待罪刑事案件224件。2015年,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结首例撤销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资格案件。公安机关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有效维护校园安全。全国共设立校园周边警务室和治安岗亭17万个,设立“护学岗”26万个,每日巡逻力量达30万人次。各地校园配备保安员70万名、防护装备120万件,安装技防设备68万套。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和普通公民个人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记者王俏实习生王怡鑫)

媒体采访监所制度是言论自由的自然延伸,媒体采访监所来源于公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媒体采访监所是保障被羁押者人权的内在要求。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媒体采访监所的法律法规存在滞后性,监所对监所采访持消极态度,媒体采访报道忽视保障被监管人员的权利。将来,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应当规范化,确立既有利于保护公共安全和良好秩序,又有利于保护被羁押人权利的媒体采访监狱的制度,要对采访的审批,采访的主体和对象,采访的时间、地点和次数,采访时携带的设备,对采访过程的监督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5条、《原则》第11项、第18项都规定了囚犯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解决了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但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亲身感受,会见难的主要障碍在于刑事诉讼法设定了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会见许可制度,需要从立法上明确“许可”的具体标准。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日发表了《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全文如下:

白皮书全文约2.1万字,以大量数据和事实从9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包括: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对外交流与合作。

尽管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已经从无到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媒体采访监所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国媒体采访监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联合国文件中对监管场所信息公开作出了许多规定。《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55条规定:“主管当局所派富有经验的合格检查员应按期检查监所,他们的任务在特别确保监所的管理符合现行法律规章,实现监所及感化院的目标。”《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也指出:“由于信息发挥的基本社会和政治作用,人人接受信息和各种观念的权利也必须得到适当的保护。”

进一步改善监狱、看守所监管条件,强化对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的监督,严格规范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刑事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不再穿着监管机构的识别服,切实保障被羁押人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等合法权利。

行政审判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完善行政案件起诉、审理、判决、执行等制度,进一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明确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摊派费用的,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在立案上,实行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延长至六个月。2014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5.1万件,审结13.1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6.3%和8.3%。山东、广东、陕西、江苏、云南、河南等省份的行政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试点工作扎实推进。

其次,从运行情况来看,监所对监所采访持消极态度。目前我国的监所并没有认识到媒体的重要性,不重视与媒体的沟通,对媒体要求进监所采访往往是抵触、排斥的态度,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以各种借口回避、拒绝媒体的采访申请。在各地的实践中,媒体能否走进监所进行采访完全取决于各地监所内部的规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条件,缺乏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往往导致媒体采访监所受监所消极态度的影响不被允许或者受到种种限制。例如,在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事件成为新闻舆论热点后,由15名网民代表组成调查委员会,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的真相,但是最后网民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查看监控录像和会见当事人的要求都被拒绝,探寻真相还是要靠司法机关。由于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和手段保障,因此在实践中有的监狱、看守所会以依法维护监管安全、保守国家秘密等借口来抵制媒体和记者的调查采访。[6]监所的这种消极态度使得监所的工作得不到广大民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新闻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

《决定》明确要求:“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

四、切实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

司法透明度进一步提高。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实施《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建立审判流程信息平台,方便当事人查询案件进展情况。建设裁判文书公开平台。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正式实施。全年共上网公布裁判文书629.4万份,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7993份。建设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完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全年共公开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110万例,采取限制高消费等信用惩戒措施150万次。2014年10月1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开始实施。全面建成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案件信息公开系统,正式运行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文书公开、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和辩护与代理预约申请等四大平台。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言论自由往往与民主观念、关于人的观念、真理观念等等如影随形。正因如此,我们在探索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根源时会发现它与言论自由是如此契合,也正是言论自由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观念告诉我们限制约束人身自由的地方,同样值得关注和重视;被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人,同样值得尊重和关怀。媒体走进监所,促使监所管理透明化、公开化既有利于被监管人员的管理教育,保障其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民众对监所工作的监督,促进监所的文明建设。媒体采访监所的权利,是言论自由权的自然延伸。

看守所公开执法信息,对于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意义重大。

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有效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落实《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解决好社区矫正对象就业就学和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重视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治,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截至2015年,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270.2万人,累计解除矫正200.4万人,现有社区矫正对象69.8万人。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为0.2%。全国累计建立县社区矫正中心1339个。现有社区服务基地24787个,教育基地9218个,就业基地8165个,社区矫正小组67.2万个。全国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者8.3万人,社会志愿者69万人。北京市海淀区社区矫正中心联合5所高校创办中途学院,由高校教师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针对性分类教育。安徽省巢湖市社区矫正中心为社区矫正对象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加完善。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知识产权法院法官的选任原则、选任标准、选任方式等,提高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水平。2014年,各级人民检察院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犯罪9427人,同比上升7.1%。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11万件,同比上升10%。

媒体采访监所;采访规则;言论自由;信息公开

审前羁押免受酷刑。《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排除规则。目前,在我国看守所里进行的提讯活动已比较规范,在看守所实施刑讯逼供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为杜绝将嫌疑人提讯至看守所以外的办案地点进行不规范讯问,立法应当禁止在看守所设立特殊监区,以防止发生刑讯逼供;而进入看守所之前,在侦查机关办公地点内部设立的提讯室应当成为防止酷刑的重点关注区域。

打拐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坚持不懈预防、打击拐卖妇女和儿童犯罪,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解救拐卖犯罪被害人。刑法修正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和儿童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打拐专项行动,完善工作机制,县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担任拐卖儿童案件专案组长,全程负责;在全国实行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充分调动警务资源快速查找失踪儿童;开展全国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对疑似被拐卖儿童采集DNA信息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截至2015年,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已为4100多名被拐卖儿童找到亲生父母。公安部打拐办开通微博,普及防拐知识,推动全社会提高防拐反拐意识,支持参与打拐工作。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案件数量自2013年起逐年下降。各级法院2015年审结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数量比2010年下降了55.55%。

《大案》(mycase)特别从该白皮书中摘录出与法律人相关的段落,主要涉及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刑事司法、司法体制改革等几个方面。当然,“纸上得来终觉浅”,白皮书毕竟只是几张纸,假如读完以后您会心一笑,那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近几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犯罪嫌疑人和服刑人员既是刑事犯罪案件的实施者,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同时也是道德良知的忏悔者,理应保护其基本的权利。另外,出于对监所管理混乱的不满,关于让阳光照进监所的呼声越来越高。随后,关于监所适度开放的改革在全国各地纷纷兴起,监狱和看守所的公开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媒体作为亿万群众的眼睛和喉舌,自然而然在监所适度开放的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媒体走进监狱和看守所进行采访是监所公开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1]本文试图在分析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制度所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媒体采访监所的规则,以期对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帮助。

看守所执法信息公开化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修改刑事诉讼法,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修改民事诉讼法,促进纠纷有效解决;修改行政诉讼法,强化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保护;制定实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人身权利的法律保障。

据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日发表《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人权事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白皮书说,2014年,中国人民更加切实地从国家发展进步中受益,中国人权事业又取得了新成就。

中国媒体采访监所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近几年来,监所开放问题开始越来越受重视。2010年,公安部出台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一批监管场所向社会开放,争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公安监管工作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实践中,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分别于2009年6月和2010年1月确定了两批共140个看守所对社会开放。这些看守所通过邀请新闻媒体记者采访报道、召开在押人员家属和律师座谈会、接待在押人员家属及律师等社会群众参观等方式,组织开展对社会开放的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2]同年,江西省公安厅明确全省二级以上看守所2010年底全部对社会开放,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公安监管场所可以接受新闻媒体来所采访。[3]截至目前,江苏、宁夏等许多省都实现了全省看守所敞开大门接受监督。[4]

囚犯人权标准国际化

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当事人和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总访问量达87.85万人次;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公布裁判文书1448万份,总访问量达4.1亿人次;执行信息公开网共发布被执行人信息3434.7万条,提供执行案件信息查询3685万人次。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2015年共视频直播庭审3795次。2016年1月,“快播案”庭审在互联网视频直播,累计100余万人在线观看。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系统自2014年10月正式运行,截至2015年,共发布案件程序性信息254万余件、重要案件信息102万余条、生效法律文书76万余份。

gh����m�m�����؟��tom:7.5pt;margin-left:0cm;line-height:16.5pt;background:white'>无独有偶,5月8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收到老冯的行政起诉状,但他要告的不是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公民———他原先单位的老领导。

近几年来,随着民众监督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的觉醒,媒体对监所的监督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往有了质和量的飞跃,越来越多问题被暴露在阳光下。从2009年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到随后各地曝光的“喝水死”、“洗澡死”、“睡觉死”等一系列非正常死亡事件,媒体在披露监所阴暗面中所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除此之外,媒体还报道了种种有关监所管理混乱、违法执法甚至贪污腐败等现象,其所扮演的“监督人”的作用不仅是对现有检察监督的有益补充,而且是目前实践中社会影响力最大、最有力度的监督方式之一。

监所人权标准一元化

依法审理民商事案件,切实保障民生权利。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民商事案件3230.24万件。其中,审结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9.01万件、宅基地纠纷案件1万件,审结婚姻家庭、抚养继承等案件661.16万件。妥善处理人身伤害、劳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依法保障民生。2012年至2015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民生案件233.43万件。

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工作进一步加强。明确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条件,推动建立国家赔偿联动机制,有效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2014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2708件,决定赔偿金额1.1亿元。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1.8亿元,保障生活困难的群众获得诉讼救济的权利。(第四部分公正审判权)

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存在的问题

看守所与监狱在人权标准上的一元化是指,看守所与监狱适用同样的人权保障标准。看守所与监狱人权保障平等化是国际准则的必然要求。从国际准则来看,国际准则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统称为“囚犯”,并对涉及人权的内容实行平等化的统一规定。

健全民事诉讼制度,加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主体、管辖法院、审理程序等作出了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试点检察机关共对325起案件启动诉前程序,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已履行职责或纠正违法224件、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6件。对仍不履行职责或没有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公共利益继续受到侵害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12件。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祝继萍,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助理(重庆 400031)。

人格尊严不受贬损的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均应获得人道待遇和尊重其固有人格尊严的待遇。”同时,该《原则》还详细规定了各成员国保护被羁押者人格尊严的要求。笔者认为,对涉及人格尊严细节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更加细致的规定。

一、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公民言论自由权得到有效保障。2014年,中国出版各类报纸465亿份,各类期刊32亿册,图书84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6.12册(张)。截至2014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6.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网民5.08亿,比2013年增长7683万,年增长率达17.8%。全国前三大互联网应用——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分别达到5.88亿、5.22亿和5.19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4.33亿,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微信公众账号数超过800万,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近5亿。公众通过新闻传播媒介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建议,讨论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政府鼓励各类企业依法依规为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为公众获取和交流信息创造良好环境,日益清朗的网络空间成为民间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重要场所。(第二部分民主权利)

自1999年7月司法部颁布《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以来,全国监狱系统积极开展狱务公开工作,进一步增强监狱执法的透明度。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进一步颁布了《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对狱务公开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新闻单位来监狱采访等形式进行重点宣传。”2003年,司法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媒体采访监狱的具体程序:“监狱、劳教单位接受新闻机构采访,要严格审批,加强管理。”这使得媒体采访监狱在规范层面变得有“章”可循。

(高一飞 本文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为《看守所观察与研究》一书所作的序,刊发时有删节)

2014年,北京、上海组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解决一些当事人“争管辖”和诉讼“主客场”问题,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沈阳分别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全年共收案1774件,审结1653件,审限内结案率为100%。

环境权的司法保障进一步加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从管辖制度、审判程序、责任方式、赔偿范围和诉讼成本负担机制作出了操作性的规定,充分保障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环境民事公益诉权。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佛山市三英精细材料有限公司诉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处罚案等十大环境保护行政案件。2014年因环境污染犯罪而被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例数量超过了以往十年的总和。(第八部分环境权利)

监所根据隶属的机关不同可以分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监所和公安监所两种。前者包括监狱和劳教所,后者则包括通常人们所说的“五所一院”,即看守所、拘役所、收容教育所、治安拘留所、强制戒毒所以及安康医院。从狭义上而言,监所顾名思义是监狱和看守所的统称。本文所指的监所是狭义的监所,即仅仅包括监狱和看守所。监狱是对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刑罚,实施惩罚与改造的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看守所主要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而对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余刑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尽管在关押对象上存在着差异,但两者都是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场所,都代表着国家强制力。

表达诉求的权利。联合国反酷刑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人权组织将“长时间的隔绝式羁押”纳入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范围。《原则》第15条规定:“被拘禁者与外界,特别是与其家属或律师的联络,不应被剥夺数日以上。”看守所在押人员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包括亲属的通信与探视、与律师的会见以及与媒体的联系。2001年10月12日,我国司法部颁布《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中强调:“对狱务公开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可以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新闻单位来监狱采访等形式进行重点宣传。”2003年,司法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媒体采访监狱的具体程序,但是相关规定粗糙抽象、可操作性不强,缺乏统一性和明确性。构建我国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应当明确相应的采访原则和标准,对具体规则进行统一详细的设计。

加强对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看守所提高执法工作透明度,定期向社会开放。截至2015年,全国有2610个看守所建立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有2558个看守所聘请了特邀监督员。检察机关监督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入所健康体检活动和临时出所管理活动,防止和纠正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外进行非法讯问或刑讯逼供。强化刑事羁押期限监管,监督各有关部门清理久押不决案件。2013年核查出的羁押3年以上未结案的4459人,2015年下降到6人。

来源:大案

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取得的成就

看守所和监狱一样,都为国家人权状况最敏感的部位之一,其在押人员的状况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1990年3月17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这部行政法规作为看守所执法的主要依据,一直沿用至今。通过行政法规促进看守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国看守所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看守所管理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条例》已实施25年之久,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不能适应看守所实际工作的需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立法要“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为此,针对草拟中的看守所法,应当更加注重人权保障;对已经落后,不能适应看守所实际工作需求的部分应当大胆改进。

人类追求文明进步永无止境,中国的法治文明建设依然在路上。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仍将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中国将坚持立足本国国情,积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4年,各级司法机关强化司法公正、公开,积极推进多项司法改革举措,进一步促进公正审判权有效实现,司法领域人权保障迈上新台阶。

药家鑫案件是个典型的案例。在药家鑫案件中,有一些媒体刊发了所谓法律专家的观点,旗帜鲜明地表示犯罪嫌疑人“该杀”或者“不该杀”;也有一些媒体登载了指向明确、结论不二的评论文章;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将网民划分为“保药”和“杀药”两大阵营,组织进行声势浩大的激烈辩论。[8]无论媒体是出于何种目的,对药家鑫案件的过度讨论侵害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然而,我国实践中却常常忽视这种矛盾,未对被监管人员的隐私权和公平审判权予以足够重视,对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督,从而引起公众对媒体采访被监管人员的质疑和不满。

可见,看守所立法在被羁押人的申诉权、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冤假错案有效防范与及时纠正机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人权保障功能,我们应当制定在押人员生活权利、法律权利等方面的统一人权保障规范,实行与监狱人权标准的一元化,使看守所囚犯人权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

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2014年至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19次全体会议,其中13次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议题,审议通过了27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公安机关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推进受案立案制度改革,加大对受案立案的审核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年以来,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四项改革逐步在全国推开试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被追诉人、被羁押者和罪犯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2014年,公安部制定《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完善《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严格落实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对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录制原则、录制方式、录制程序、录音录像资料的管理和使用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各级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推进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等帮助,切实保障被追诉人、被羁押者的合法权利。截至2014年底,法律援助机构在看守所设立了近1700个法律援助工作站,上海、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等省(市)看守所实现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公安部开展专项整顿活动,全面提升看守所安全规范管理水平;深入推进监所医疗卫生专业化工作,确保在押人员患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司法部发布《关于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第二部分人身权利)

G210 A

《决定》要求我们“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我国看守所执法信息公开虽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存在许多不足,有待完善提高。首先,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明确执法信息公开的范围。其次,在地方试点社会监督巡视员的基础上,全面推广独立巡视制度。第三,看守所执法信息公开要做好场所公开工作。场所公开是看守所执法信息公开的一部分,只有开放机构,才能让新闻媒体、被羁押人员亲属和社会公众走进看守所内部了解情况、进行监督。

制定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人身权利的法律保障。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行为保全作出规定,为人身保护裁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对加害人出具告诫书、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等,并首次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切实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加强司法对家庭暴力的及时干预。2014年至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公布15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为进一步保障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指导。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林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案,依法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余某对妻子林某某及其家人施暴,禁止余某利用骚扰、跟踪等手段妨碍林某某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禁止余某在林某某居住区200米范围内活动,有效保障了申请人的人身安全。

文丨大案编辑整理

首先,从法律层面而言,我国未对媒体采访监所问题予以明确。无论是《看守所管理条例》、《监狱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提及媒体采访监所问题,我们只能在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可以找到关于媒体采访监狱的规定,《意见》的法律效力较低且缺乏具体实施细则。

规范监狱、看守所生活医疗管理,保障被羁押人的健康权利。看守所严格执行本地区财政部门核定的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在监室内张贴伙食标准、每周食谱和伙食账目,接受监督。监狱按照《关于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严格落实2013年调整后的在押服刑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食品留样及抽样检测、生活物资招标采购制度。加强监狱生活卫生管理,保证服刑人员的饮食实现科学配膳、合理调剂、精细管理、杜绝浪费。照顾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特殊生活习惯,对有特殊饮食禁忌的,单独设置少数民族灶。监狱、看守所加强在押人员医疗卫生保障,为在押人员建立医疗档案,配备驻监狱、看守所医生并每日在监室巡诊,对需要出监狱、看守所就医的在押人员及时送当地医院治疗。监狱严格药品采购、保管和使用等制度,加强卫生设施设备建设和疾病防控,对患病服刑人员及时诊治,依法保障服刑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制定《暂予监外执行规定》,于2014年12月1日起实施。服刑人员在监狱、看守所服刑期间因参加劳动致伤、致残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出监、出所后的医疗补助、生活困难补助等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对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人员,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等文件,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贵州、青海7个省市先行试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司法改革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在广东省深圳市、辽宁省沈阳市分别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确保司法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在北京、上海组建跨行政区划中级法院,办理跨地区重大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在北京、上海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检察院,重点办理跨地区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重大民商事监督案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重大环境资源保护和重大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保证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

媒体采访监所;采访规则;言论自由;信息公开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进一步落实。加强法律援助基层服务网络建设。全国共建成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3500余个、法律援助工作站7万余个,基层基础建设得到改善。推广使用全国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简化受理审查程序,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更加便捷。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放宽适用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加大法律援助经费保障。2012年至2015年,中央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总额15.2亿元。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截至2015年,全国已有24个省建立省级法律援助专项资金,91.4%的地方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12年至2015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70万件,年均增长7.4%,受援群众超过526万,提供法律咨询2587万人次。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得到严格贯彻。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机制。对于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于以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物证、书证,依法予以排除。2014年,各级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决定不批捕406人、不起诉198人。河北省顺平县检察院在审查办理王某某涉嫌故意杀人案时,针对多处疑点,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不批捕决定,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公安机关最终抓获真凶。

第三,媒体在采访报道中存在忽视保障被监管人员权利的问题。媒体采访被监管人员是一种开放性的新闻传播活动,通常会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或满足公众感兴趣的话题,而将采访中获得的有关被监管人员隐私的信息予以公开,如有关被监管人姓名、年龄、住址、电话、亲属情况等等。对于被监管人员而言,与案件无关的隐私信息的公布可能会对被监管人员的家属造成伤害,同时不利于被监管人员回归社会。除了隐私权以外,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的采访还可能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公平审判权。媒体的话语立场通常是道德化的,诉诸于公众的情感和直觉,因此,在犯罪新闻报道中,为激发公众的关注,时常对犯罪事实及其对被害人一方的伤害情况进行过度的夸张和渲染,显然这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7]

三、努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执行力

司法公正得到切实维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继续落实有关法律规定,分别从侦查、检察和审判等刑事诉讼各环节,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的防范机制、发现机制和纠正机制。2014年,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切实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保障律师查询立案信息、查阅案卷材料等权利,律师可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当面陈述辩护意见。各级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各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多起重大刑事冤假错案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纠正。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念斌无罪。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

随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监所开放的形势越来越明朗。司法部副部长在2013年1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规定推进司法公开,毫无疑问要继续推行狱务公开……让公开的方式更加便于外界了解和监督。”[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司法机构开始创新公开方式,畅通公开渠道,积极推进司法机关建设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公众开放日,向社会各界定期开放办公场所,完善媒体采访监所制度,增加司法机关、执法机构的工作透明度。

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新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9月

四、切实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

依法惩治违法犯罪,公正审理民事、行政案件,强化生效裁判执行,完善社区矫正、国家赔偿和法律援助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生命财产权利、民生权利等合法权益。

二、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程序

各级公安机关加快推进律师会见室建设,建立网上预约平台或者公布预约电话,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并确保律师会见不被监听。检察机关切实履行对妨碍律师依法执业的法律监督职责。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监督纠正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案件1093件。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共收集律师事务所信息21707家,录入律师信息81476条,为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提供网上立案、网上阅卷、案件查询、电子送达、联系法官等更加便捷的法律服务。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1734家法院开通12368诉讼服务热线,为当事人及律师提供自助或人工查询咨询,共接听来电76270件。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律师诉讼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并规定有条件的法院要为参加庭审的律师提供休息场所,配备桌椅、饮水及其他必要设施。北京、四川等地法院开辟了律师更衣室、休息室等,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更有尊荣感。

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保障服刑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权利。深化狱务公开,依法向社会公开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定条件、程序和结果。人民法院强化网上公示、开庭审理等措施,开通全国法院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共裁定减刑案件240.61万件、假释案件16.01万件。监狱、看守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留所服刑罪犯及时办理相关手续。检察机关严格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刑罚变更的公平公正。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促进犯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一章,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承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制度进一步细化。各级公安机关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职人员,按照有关专门要求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2015年成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截至2016年3月,全国有12个省级检察院、123个市级检察院、893个基层检察院成立了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人民法院稳步推进少年法庭建设。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253个,有少年法庭法官7200多名。

改革行政诉讼制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着力解决实践中“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问题。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可以对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是共同被告。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完善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生效判决的措施,对于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

依法惩处腐败犯罪和职务犯罪,为人权保障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治环境。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40834件54249人。其中,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4490件,同比上升22.5%;查办受贿犯罪13210人、行贿犯罪8217人;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13040人;查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三农”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20538人。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共审结贪污贿赂犯罪案件9.49万件,判处罪犯10.02万人;审结行贿案件1.03万件,判处罪犯9219人;审结渎职犯罪案件2.13万件,判处罪犯2.35万人。其中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的381人,原为县处级以上的2269人。依法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强化生效裁判执行工作,保护执行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全面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非生活或经营必须的消费,建立全社会失信惩戒联动机制。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308万名被执行人被纳入失信名单,累计拦截357.7万人次购买飞机票,59.88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共新收申请执行案件1259.14万件,执结1190.6万件。加强涉民生案件执行。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着重执行涉及人民群众生存生活的追索劳动报酬、农民工工资、赡养费、抚养费等9类案件,截至2016年1月15日,全国共执结约6万件,执行到位约20亿元。

进一步推进涉诉信访法治化,权利救济途径更加完善。建立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按照“诉访分离、有序分流、依法解决”的原则,规范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受理范围、标准、程序和工作职责,整合来信、来访、电话、网络、视频等诉求表达渠道,推进综合性受理平台建设,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权利。组织律师参与信访接待、代理信访案件,增强化解信访问题的公信力。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开通网上申诉信访平台。201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开通远程视频接访系统,截至2015年完成接谈8200余件。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人数同比下降12%。最高人民检察院建成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全联通的远程视频接访系统。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共接收、办理群众信访114.8万件次。2012年至2015年,司法部共接待来访群众19788人次,登记来访6537件,收到群众来信73843件,涉及司法行政系统的群众来信10337件。

一、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三、努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执行力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司法职权,完善司法责任制,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和公民陪审监督权利。

二、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程序

依法办理各类刑事案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权利。重点惩治暴力恐怖、严重暴力、黑恶势力、涉枪涉爆、食药安全、制贩毒品等犯罪。公安机关先后开展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打黑除恶、打击整治非法调查和非法买卖公民信息、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和利用“伪基站”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制定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共建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6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877件。完善检察机关同步介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机制,2015年共起诉重大责任事故犯罪2199人,查处事故所涉职务犯罪823人。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检察机关迅速介入调查,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25人立案侦查。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各类一审刑事案件406.26万件。依法审理云南昆明“3·01”暴恐案、北京 “10·28”暴恐案等暴力恐怖犯罪案件,审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2070件,审结杀人、抢劫、绑架、强奸等犯罪案件105.05万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41.73万件。

加强看守所建设和管理,保障被羁押人的人身安全。实施新的《看守所建设标准》,全面推行床位制,对看守所的建筑标准和人均最低使用面积作出规定。严格落实入所身体检查制度,建立预防和打击牢头狱霸的长效机制,对新收押人员实行过渡管理,严禁使用在押人员管理监室。严格提讯、提解制度。办案机关因侦查需要提解犯罪嫌疑人出所辨认或者追缴犯罪有关财物的,必须持有县级以上办案机关主要领导批示并标明法定原因,由两名以上办案人员提解。截至2015年,全国有2169个看守所建立被羁押人心理咨询室,有2207个看守所实现留所服刑罪犯互联网双向视频会见。大力推进法律援助中心驻看守所工作站建设,全国已有2500多个看守所建立了工作站,为在押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服务。

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积极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2013年,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等文件,深化错案预防机制制度建设,加强对执法办案全方位、全过程、即时性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司法部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司法鉴定制度作用防止冤假错案的意见》,全面加强司法鉴定管理,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严把事实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健全检察环节错案发现、纠正、防范和责任追究机制。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31675人、不起诉25778人;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6591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规定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3369名被告人无罪。张辉、张高平案,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徐辉案,黄家光案,王本余案,于英生案,陈满案,钱仁风案,徐金龙案,杨明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得到依法纠正。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宪法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与不懈追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恪守以民为本理念,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实现人民权利、充分保障人民权益,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保障了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履行应尽的义务。

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保障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寻衅滋事等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在遵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前提下,进一步简化相关诉讼程序。截至2015年,全国212个试点基层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共审结刑事案件31086件,占试点法院同期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的33.13%,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15.48%。其中,10日内审结的占92.77%,当庭宣判率达95.94%;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为零,被告人上诉率仅为2.13%。

实施国家特赦,彰显人道精神。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对依据2015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八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实行特赦,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和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实践,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全国共特赦服刑罪犯31527人。对无工作单位、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的被特赦人员,依法按政策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等措施,帮助被特赦人员顺利融入社会。

司法机关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创新司法公开的形式和内容。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26场,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14场,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12场。截至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开通微博账号3980个、微信公众号1447个、新闻客户端1468个,全国检察机关共开通微博账号4085个、微信公众号3186个、新闻客户端2550个,全国公安机关共开通微博账户、微信公众号2.6万余个,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共开通微博账户、微信公众号、法治宣传客户端和普法网站8000多个。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中国法院手机电视应用程序软件,截至2015年共发布视频2862条,内容更新量22245分钟,用户达65.18万人。

试点改革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公民陪审和监督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在10个省50个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截至2015年,试点法院新增选人民陪审员7800多人,人民陪审员总数增至法官总数的约4倍。2015年,全国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284.6万件。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吸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是人民陪审员首次参审重大职务犯罪案件。201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在北京等10个省联合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试点,按照新的改革要求组织监督案件1505件。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目前共有人民监督员1.5万多人。2012年至2015年,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拟撤销案件”和“拟不起诉”两类案件8161件。其中,对216件案件提出不同意检察机关拟处理决定的意见,检察机关采纳109件,采纳率达50.5%。对属于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的其他9种情形提出监督纠正意见1040件。

人民法院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当事人诉权得到更好保障。2015年5月1日,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开始实施。对当事人提交的诉状,人民法院一律予以接收、登记,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的,一律予以立案受理,切实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事人依法“无障碍”行使诉权。2015年5月至12月,各级法院共登记立案初审案件994.4万件,同比增长29.54%,当场登记立案率达95%,其中民事案件同比增长26.45%,行政案件同比增长66.51%,刑事自诉案件同比增长58.66%。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政府信息公开等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依法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细化了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解决了实践中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公民无法申请国家赔偿的问题,对促进办案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公民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共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23万件。201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8起刑事赔偿典型案例。

逐步建立健全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更加凸显。逐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署机制,明确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明确法院院长、庭长除参加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外,不得对其没有参加审理的案件发表倾向性意见,不得直接否定独任法官、合议庭意见。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评议实行录音、录像,全程留痕,所有参加讨论和表决的委员应当在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上签名,并建立审判委员会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上海市试点法院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比例达99.9%,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只有0.1%。

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加大受害人保护力度。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文件,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国家对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刑事被害人等给予经济资助,帮助其摆脱生活困境。司法机关严格遵守司法救助申请告知义务,对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及时发放救助资金。2015年,全国共发放司法救助资金16.69亿元,71700个司法救助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庭得到救助。截至2015年年底,公安机关累计对6338人发放司法救助资金约1.4亿元。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各级检察机关共受理1.3万多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发放救助金1.2亿元。各级法院2013年至2015年共为有困难的诉讼当事人减免诉讼费6.25亿元。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并通过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及增加规定特别程序予以落实。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办案机关实施拘留、逮捕后,应当将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并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2014年,公安部发布文件,对需要进行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范围、录制要求等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案区讯问室和看守所讯问室普遍安装录音录像设施,开展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有效预防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等执法不规范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侦查讯问活动,强化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障。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及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程序。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都应当予以排除。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0384件;监督纠正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31874件次。2014年,河北省顺平县检察院在审查办理王某某涉嫌故意杀人案时,针对多处疑点,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不批捕决定,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公安机关最终抓获真凶。

依法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共审结各类行政案件57.9万件。妥善审理社会关注的房屋拆迁行政诉讼案件,依法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审结房屋拆迁行政诉讼案件3.28万件。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江苏省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率2014年至2015年均在90%以上,其中海安县人民政府连续3任县长亲自出庭应诉,连续6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100%。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等工作,促进化解行政纠纷。及时向行政机关反馈审判工作中发现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促进依法行政。2014年至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征收拆迁十大案例”“信息公开十大案例”“环境保护十大案例”“行政不作为十大案例”和“经济行政十大案例”,规范行政执法,统一裁判尺度。

公安部修订《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核评议规定》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健全执法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实施刑讯逼供、违法使用警械武器等行为的人员严格追究执法责任。国家有关部门发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各级法院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设立内外部人员过问案件信息录入专库,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全面、如实、及时进行记录。2015年11月6日和2016年2月1日,12起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反规定过问案件的典型案例被先后公开通报,相关责任人被依法依规处理。

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继2011年刑法修正案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后,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再次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9个罪的死刑,并进一步提高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在死刑案件中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实行死刑第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注重依法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司法领域人权保障不断取得新进展: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司法职权配置进一步优化,司法责任制不断完善,司法公开大力推进,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得到加强,公民参与司法的渠道继续拓宽,人权司法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实行立案登记制,修改完善诉讼制度,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人权司法保障程序更加规范;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工作力度加大,司法的公平正义得到捍卫,公民权利得到有力保障;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更加文明,刑罚执行更加规范,被羁押人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申诉、控告、检举等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依法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保护公民环境权益。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截至2015年,全国共有24个省的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巡回法庭,共计456个。2012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共审结各类涉及资源、环境案件49.55万件。2013年至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4次共计发布33起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保障环境资源法律的全面、正确、统一施行,推动生态环境司法治理。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实行了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特定条件下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毒法等法律的施行和刑法的不断完善,以及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劳动教养制度的作用逐渐被取代,劳动教养措施的使用逐渐减少。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并规定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规范强制措施,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刑事诉讼法对羁押性强制措施作出进一步完善,细化了逮捕的条件,明确了作为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更加规范,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保护更加有力。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文件,明确了换押和羁押期限变更通知的范围、换押程序、通知程序、送达方式等,进一步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检察机关严格执行法定逮捕条件和审查逮捕程序,坚持少捕、慎捕。2015年,各级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决定不批捕90086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50787人。建立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对被羁押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建议有关司法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29211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严格落实年龄审查、指定辩护、慎用羁押措施等工作要求,依法通知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作为办案的参考;审判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实行犯罪记录封存;积极开展对违法犯罪及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帮教转化工作。自2002年以来,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基本控制在2%左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全部罪犯的比例逐渐下降,2015年下降到3.56%。

本文由新普京发布于中国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媒体采访监所制度的法治化,法律人从2014年中国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