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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解释几大历史疑问,斯坦福大学

文章作者:中国历史 上传时间:2019-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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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22日表示,最新史料显示,1944年春天,被美国派赴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与罗斯福总统,曾密谋除掉蒋介石。对此多位历史学者持保留态度,认为罗斯福授意暗杀蒋介石可能性不高。斯坦福大学:美曾密谋除掉蒋介石图为1942年蒋介石夫妇与美军参谋长史迪威(右)将军会晤。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22日表示,最新史料显示,1944年春天,被美国派赴中国战区的史迪威将军与罗斯福总统,曾密谋除掉蒋介石。史迪威拟制造蒋介石座机的空难事件,为了故布疑阵,还要求失事飞机上要有几位美国人。郭岱君会见淡江大学国际交流访美团时指出,史迪威密谋杀害蒋介石,“这些资料是从史迪威个人的日记、史迪威部属的文件,以及好几个当时文件中所看出来的”。郭岱君指出,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后,当时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对中国战场的战事有点不耐烦,两人怀疑蒋是否有能力领导对日抗战;罗斯福私下会晤史迪威,询问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的看法。史迪威当时回答:“我认为要除掉蒋介石,抗战才能打下去。”结果罗斯福也附和说:“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郭岱君说,史迪威回到重庆后找来部属,研商如何除掉蒋介石。史迪威的部属建议用暗杀、下毒或制造飞机失事等三种方法,史迪威采纳了飞机失事的方法,并要求失事飞机上,还要有几位美国人,免遭怀疑。“这些史料中的记载,大大颠覆西方对史迪威、对美国的看法。”郭岱君说。郭岱君表示,胡佛研究所收藏史料丰富,各项史料包括用微缩软片保存的国民党档案、两蒋日记、宋子文档案、陈立夫等档案;而西方近代与中国相关的档案,也不约而同来到胡佛,如史迪威等二战重要人物档案,也都在胡佛研究所,使学者有许多史料可互相印证。郭岱君指出,这些中外档案过去5年开放以来,已非常宽广、深厚、巨大地影响全世界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及研究,“过去西方学者对蒋介石在中国对日抗战多有批评,但日记开放后,改变许多人先前的观念及论述。”研究蒋介石与民国史多年的大陆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对这些“史学著作”嗤之以鼻,痛批这是“某些网络写手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胡乱编造”。杨天石指出,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互动,包括双方的私下言行,都显示当时两人交情相当良好,罗斯福不可能在此时下令除掉蒋介石,一切都是史迪威对蒋的私怨。对于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指出,美国罗斯福总统曾授意史迪威将军暗杀蒋介石,台湾多位历史学者也持保留态度,认为罗斯福授意暗杀蒋介石可能性不高,但史迪威基于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则有可能。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表示,抗战时期,虽然美国对蒋介石不见得满意,但毕竟当时唯有蒋介石才能掌控局面,如果美国暗杀蒋介石势必影响稳定性,中国一定乱,也会使抗日作战更加艰困,对盟国没有好处。“中研院”欧美所兼任研究员魏良才指出,史迪威参谋唐恩的回忆录中的确曾提到,史迪威要他拟定暗杀蒋介石计划,只是后来未执行。不过根据史迪威日记等相关资料,都没有罗斯福授意史迪威暗杀蒋介石的纪录。而即使罗斯福真有授意,也不会见诸美国官方文件。魏良才说,史迪威一直看不起蒋介石和蒋的政府官员、军人,且与蒋介石严重不合,依史迪威的个性,他想暗杀蒋介石是有可能的。但史迪威拟好暗杀计划,后来却没有执行,唯一可能就是罗斯福不同意。甚至后来史迪威被召回美国,也与曾策划暗杀蒋介石无关,主因还是蒋介石无法忍受史迪威的颐指气使,强烈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魏良才表示,罗斯福会同意撤换史迪威,主要是当时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已快战败,斯大林也同意要对付日本。魏良才指出,虽然“唐恩回忆录”提到罗斯福总统授意史迪威暗杀蒋介石,但这毕竟是唐恩的片面说法,也引发质疑。如果有新发现的史料能证实罗斯福确实授意史迪威暗杀蒋介石,应尽速公布,以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史。

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差不多涵盖了蒋氏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到抗战时的全部活动


时间:2012-11-17 12:18:50 来源:不详

7月8日,美国胡佛研究所正式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最后一部分,即蒋介石在1956年至1972年间所写的日记。人们都知道台湾经济改革起步早、成效好,但因为腐化而失去大陆的国民党领导人思想是如何转变的?新开放的这批日记将有助于解答此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驻洛杉矶记者陈勇报道 斯坦福大学下属胡佛研究所在3月底公布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胡佛研究所介绍说,这批日记是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生活的真实记录,公布它们有助于完整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

文章摘自《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28日作者:黄长怡原题为《完全骂倒蒋介石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今年71岁。在过去近三十年时间里,他一直潜心研究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史、中国国民党史,其中以研究蒋介石最为闻名。今年7月,一套集结了杨天石三十年研究成果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面世,分别是《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和《哲人与文士》五卷。借此机会,记者约请杨天石讲述他在史学研究,特别是蒋介石研究中的见闻和心得。通过杨天石这样孜孜不倦的史学家的努力,我们有望逐渐看清历史的风云变幻,了解到更多的历史本来面目。 只要学术上还站得住的就收进来 南方都市报:这部《杨天石近代史文存》,时间跨度从晚清一直到抗战后,收录的是你这么多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 杨天石:是的,大部分都收录在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所走过的道路。收录的标准很简单,不管是什么时候写的,只要在今天看来还有价值、学术上还站得住的,就收进来。 南方都市报:在史学界,你以研究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闻名。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 杨天石:主要是和我这些年的工作有关系。我原来在大学学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后来研究过一段中国哲学史。从1978年起,开始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那个时候,我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个大的工程,就是编写中华民国史。这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提出来的任务,到“文革”后期,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总理也提出应该编写中华民国史。刚开始我负责写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这一段,主角是孙中山。之后我又主编中华民国史关于1926到1928年北伐战争这一卷,主角是蒋介石。我对民国史、国民党史的研究主要是出于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需要。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下属的中华民国研究组,可以说是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机构。 那个时候看蒋介石的日记有相当的难度 南方都市报:你最广为人知的研究成果是对蒋介石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你就开始研究蒋介石。当时看到蒋介石的日记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杨天石:当然,那个时候看蒋介石的日记有相当的难度。但因为我负责的是国务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交下来的研究任务,所以比一般学者方便得多。 南方都市报:蒋介石在他一生中记了大量的日记,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是哪一部分? 杨天石: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有两种。一种叫《蒋介石日记类抄》,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分门别类地加以摘抄。比如说有一类叫“党政”,就是把蒋的日记里有关国民党政治的部分摘抄出来。另几类叫“军务”、“学行”等。这种做法完全模仿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人。]。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类抄》时间是从1919年到1926年,以及1931年单独一年。蒋介石一生写了五十多年的日记,这一部分所占的时间是很短的。 大陆保存的另一种则是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所以蒋介石让人按照他原来日记的格式,包括栏目、样式,一模一样抄下来。大陆保存了两本仿抄本,一本是1933年的,只有两个月,另一本是1934年。我最初研究蒋介石所看到的日记,就是这两种。 南方都市报:你在2002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就是根据这些日记所写的? 杨天石:是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把一批书信、电报和文稿以及日记交给蒋的老师、秘书毛思诚保管。毛思诚对日记作了摘抄,形成《蒋介石日记类抄》。这批档案一直藏在毛思诚的宁波家中,他的后人为了保险,把它们砌在墙里。“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把这批档案抄了出来,万幸的是没有烧毁,而是辗转交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八十年代我曾分几次读了这批档案,发现了很多很重要的、从未对外公布的材料,就写成了这本书。因为是毛思诚后人藏在墙里的,所以称之为“秘档”。 到台北看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30万件档案 南方都市报:大陆的这批蒋介石的日记不足在哪里? 杨天石:除仿抄本外,类抄本最大的不足是它们都不是原文,而是摘抄。所以我从1995年第一次去台北,就是为了看台北档案机关收藏的蒋介石日记。 台湾档案机关保存了5种蒋介石日记的摘抄。第一种叫“困勉记”,意思是在困难过程里勉励自己努力奋斗。第二种叫“省克记”,反省、克服自己的毛病。第三种叫“爱记”,不是关于爱情,而是关于蒋的人际关系的日记摘抄。第四种叫“学记”,是读书笔记。还有“游记”,是旅行记录。这五种稿本都是编者重新编写的,并且用编者的口吻写成。它的不足是经过编者的改编,文气有所改变。优点是涵盖的时间段长,从1927年至1943年,比大陆的材料前进了很多年。 我到台北主要是看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30万件档案,是国民党档案中机密程度最高、成系统的档案,在台湾最初被称为“大溪档案”,后改称“蒋中正总统档案”,这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5种蒋介石日记摘抄,到1943年为止,没有编下去。我还看另外一种《事略稿本》,其中也摘抄了蒋的许多日记。到2005年蒋的日记正式开放前,我研究蒋,主要依靠上述日记和其他档案资料。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量看相关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南方都市报:《杨天石近代史文存》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文章就是依据大陆和台湾的这些材料所写的吗? 杨天石:是的。还是有遗憾,一个遗憾是日记并非全文,摘抄者有所取舍,而被摘去的未必不重要。另一个遗憾是文字被改动了,不是原汁原味了,总难免有出入。 我感觉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恒心的人 南方都市报:2006年美国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你肯定非常兴奋。 杨天石:当时开放的是蒋介石从1918年到1931年的日记。可以说我是除了该所一两位研究人员和受蒋家委托审读日记的人员外,世界上最早看到这批日记的人。我之所以这么急切,最主要是我想知道,多年来我依据蒋介石日记抄本所做的研究,究竟站不站得住脚?如果摘抄本和原稿文字距离很大,那么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就白费了。 我花了两个多月看完那批日记,感觉到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所有的抄本,尽管对蒋介石的日记原稿文字上有改动,包括修改错别字、把某些语句不通的地方改顺之类,但没有很严重的改动,也没有大的歪曲。我原来的研究观点完全可以站得住脚,不需要修正。 南方都市报:蒋介石日记的原文看起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杨天石:我感觉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恒心的人。他的日记都是用毛笔写的,写的是行书,字比较工整。他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到1972年。最早三年的日记丢失了。他活着的最后三年因为车祸,右手肌肉萎缩拿不了笔,也没有记。除此之外,五十多年里,一天不断,每一天都记,哪怕是住院了,也要写上两个字“住院”。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政治方面的最高领导人,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像蒋介石那样坚持这么久写日记的。看原文比看选抄本的可靠性更高,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了解要丰富得多。今后我会陆续写新的文章。 南方都市报:胡佛研究所公布蒋介石日记是逐渐公开的,今年又公开了一批? 杨天石:今年公布的是蒋介石从1932年到1945年的日记,我刚在美国看了3个月回来。明年将公布1946年至1960年左右的日记,后年将公布1960年至1972年的日记。 南方都市报:这么说,明年你可以看到抗战后的蒋介石日记了,这是你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杨天石:是的,我对它们抱有很高的期望。从1946年到1949年是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最后几年,这段日记显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过程。1949年以后的台湾时期,对我们来说比较隔膜。国民党到台湾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改造,蒋介石痛定思痛,推行了部分新的政策,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这些问题,我想可以从蒋台湾时期的日记中得到了解,这对我们研究那段时期的台湾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蒋介石的评价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密不可分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这么多年,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杨天石:对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的评价摆脱不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对蒋介石的评价,常常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在合作时期,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评价较高。1938年,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那一年在延安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国民党历史上有两个伟大的领袖,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蒋介石”,对蒋有很高的评价。1945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时,中共也公开表示,“承认蒋先生的领导,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地位。”但在国共分裂时,特别是1946年到1949年全面内战期间,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评价就非常之低,包括“人民公敌”、“独夫民贼”,还有大众流传的“蒋该死”、“蒋匪帮”之类,就是那个时期出现的。今天我们评价蒋,要注意一要根据历史事实本身,而不是根据特定时候的政治需要;二是要全面看待蒋的一辈子,而不是他一生中的某个阶段。蒋介石去世已经三十二年,国共两党现在也不再是敌对关系,我们完全有可能科学、全面、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个历史人物。 南方都市报:蒋介石这么多年来在大陆都被认为是“反面人物”,这对你的研究会不会形成阻力? 杨天石:是有一定的阻力。在我出《蒋氏秘档》那本书的时候,就有人给中央领导人写匿名信,揭发我“捧蒋”,有一个左派网站连续批判了我两个多月。我在凤凰卫视做过一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演讲,大概意思是说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有他的复杂性,有大功也有大过,就有人反对我,认为蒋是“千古罪人”,无功可言。当然,这只是少数人的观点,我能够理解他们,他们对蒋的观点还停留在1946年到1949年那段时期,实际上他们对蒋的一辈子并不了解。我认为不同的意见应该通过学术争论、百家争鸣来讨论,而不是写匿名信,随便给人扣帽子,这是一种“文革遗风”。中央有关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有两个权威机构派专人严格审查了我的书,认定是扎实的学术着作,是研究,不是“吹捧”。其后中央有关领导特地派专人和我谈话,让我解除顾虑,专心研究。我觉得现在的学术环境的确比以前宽松得多。以前研究国民党、蒋介石是“险学”,随时有政治风险。但现在应该叫做“显学”,因为关注者、研究者越来越多。 南方都市报:科学地研究评价蒋介石和国民党,重要性在哪里? 杨天石:首先是科学需要。我曾和年轻的朋友们说,你们知道蒋介石有过几个什么头衔么?蒋总裁、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统。在党、政、军三个方面,他都曾经是国民党,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还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同盟国的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因此,要写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国共关系史,甚至中国共产党史,都不能不研究蒋介石这个人。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对蒋有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实事求是认识,现在正是研究蒋介石的良好时机。 另外,对蒋做出科学的评价,也是建立两岸和平关系、实现民族和谐、国家统一所需要的。在台湾、在海外华人中间,蒋介石有一批崇拜者、追随者,他们信奉蒋的思想、崇拜蒋的为人。如果我们对蒋还是完全骂倒,说他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没有做,“头上长疮,脚上流脓”,这样的话,既违背历史真实,也没有办法团结、争取这批人。如果我们不计一时恩怨,全面地、正确地评价蒋,就会让海内外感到,大陆是实事求是的、襟怀广阔的、光明磊落的。现在我们要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击一小撮台独分子,更需要给蒋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对化解矛盾、实现民族的和谐、国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蒋介石在对待私营企业问题上,由怀疑、不理解到同意、支持的心路历程

  涵盖内容极其广泛

,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都有反映。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抉择上,蒋介石一开始非常矛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国营企业”是想当然的事情,陈仪在台湾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管制经济体系,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在产业发展上首先想到的也是依靠“国营企业”。1951年后美援来了,但美国在援助时常常附加条件,要求民营,这让国民党领导人陷于痛苦和挣扎。

  胡佛研究所所长莱希安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批日记是2004年12月由蒋氏第三代蒋孝勇的夫人蒋方智怡委托胡佛研究所保管的。这次胡佛研究所公布的日记,其最大特点在于“全”。“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如此完整的保存。”

“从蒋介石那一阵子的日记中你会看到,他开始思考‘国营企业’的问题,经常与人讨论经济制度的问题,比如与某某谈‘国营企业’改革,见外宾时也提到‘国营企业’的得失。”参与整理蒋介石日记的郭岱君研究员介绍说。蒋介石在日记中一方面批评美国人不应该在私营企业问题上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而每次让步后,小小私营企业立刻绽放出很大活力。于是,蒋介石对待私营企业也逐渐不再抗拒,并开始转而持支持态度。

  莱希安介绍说,除了1924年的日记可能保存在中国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之外,这次公布的日记涵盖了蒋氏在此期间的所有活动,而且1928年、1929年各有两本,时间上还互有重复,参与日记整理的高级研究员拉蒙·迈尔斯(中文名字马若孟)等人推测,这可能是蒋氏当年在不同地方频繁旅行所造成的结果。

蒋介石提到的改革内容不仅限于经济改革,还包括党务、军队、青年、社会和妇女改革等。郭岱君认为,如果没有1949年失去中国大陆的失败,蒋介石不一定能够痛下决心进行真正的改革。“整个上世纪50年代,蒋介石日记里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改革,可以说是痛定思痛”。

  此外,胡佛研究所的蒋氏日记是翻拍本,是由蒋介石自己手写的原本先用35毫米胶片照相再印刷出来的,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原始状态,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台湾各自保存的抄本无法比的。

文章来自历史说

  一些人物评价被隐去

  莱希安说,遵照蒋氏后人的要求,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日记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日记本经过多年后,纸张已有损毁、发霉、笔迹不清、册页粘结、缺页等状况,为了避免进一步破坏,真本目前保存在特制的防腐档案夹中。

  而在向学者们公布的翻拍本中,也隐去了若干内容,据称其中一些是对当时人物的负面评价,蒋氏后人认为公布出来会对他们或其家属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内容都标有“2006”的旁注以资区别,只有到2035年后才能公开。而1931年以后至蒋氏去世的日记,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公开。

  迈尔斯强调:“迄今为止所有的出版物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日记的内容,现在研究者们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日记。”为了保护这些翻拍本,胡佛研究所对前来研究日记的学者开出了很严格的条件:不许复印,不许拍照,不许带手机,不许带手提电脑,只准笔录,而且公布、引用日记原文要获得蒋氏后人的同意。

  来自台湾的郭岱君是胡佛研究所两位直接参与整理两蒋日记的学者之一,她曾担任李登辉时期的“总统府”“一局局长”,负责对外联络,其职位相当于“总统府”发言人。正是郭岱君本人动用自己在台湾的广泛人脉,说服目前担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蒋方智怡把两蒋日记送到斯坦福大学保管。郭岱君说,蒋方智怡“做了一个勇敢和明智的决定”,让两蒋日记可以在胡佛研究所专业的档案保存技术下“安全地保存起来,并且客观、公正、公开地让全世界的学者使用”。

  有助解释几大历史疑问

  目前,中国大陆也有两名著名学者在斯坦福研究日记。其中,张海鹏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长、杨天石是近代所研究员,两位都是国内民国史、国民党史研究的权威专家。

  日记的年份,差不多涵盖了蒋氏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到抗战时的全部活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比如北伐、“中山舰事件”、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四一二屠杀”、“九一八事变”等,作为这些历史事件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披露了多少历史的秘密呢?

  著有《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书、对蒋介石日记研究功力最深的杨天石先生,在接受旧金山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大陆史学界而言,日记有望帮助解开几个历史问题。

  一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当时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对这一爱国运动表示热烈支持。实际上日记显示,直到蒋氏与苏共矛盾激化之前,他对中国的一些爱国工农运动都有赞赏之意。

  二是上世纪20年代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1923年蒋氏访苏之后,对苏联、苏共、共产国际的态度迥然转变,由真心赞赏转为怀疑、警惕和反对,这种态度越到后来越明显。

新普京棋牌,  三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国共合作的支持者转变成反共军事独裁者的转折点,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派人士都极度震动。现在披露的一些史料提出新的看法,日记可望进一步提供有关细节。

  四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并以“倭寇”称呼日军。

  杨天石认为,这次公布的日记,也许不足以彻底改变蒋氏的历史定评,但会从更多的侧面还原他的完整面貌。

来源: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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